“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1992~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61国(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呈现出"早期稳步发展,后期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并且网络具有一定的"互通互融"性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服务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四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更为关键,而中国服务业在"一带一路"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也远高于制造业,可进一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合作和贸易互通;(3)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和地理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ERGM模型的研究

文章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网络,分别从全局和局域层面考察投资网络的拓扑结构和关系模式,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从内生结构效应、行动者-关系效应和协变量网络效应剖析投资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投资网络全局结构呈现"东亚和东南亚密集、中东欧隔断和中亚游离"的格局,投资活跃度整体偏低,高介数节点集中于少数核心国家。(2)模体分析体现了互惠性在沿线国家投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该区域投资集团化特征不显著,中国和印度、新加坡和波兰具有相似的投资模式,俄罗斯主要以吸引外商投资为主。(3)国家的经济水平是影响投资网络形成的关键因子,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间投资行为差异显著,高经济水平国家之间具有相互投资倾向,高经济水平和中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具有对外投资倾向。(4)资源寻求型投资和技术寻求型投资是具有网络形成的重要推力,然而市场寻求型投资的驱动力较弱,且不存在劳动力寻求型投资;空间邻近、共同语言和投资协定的签订是该区域投资网络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生力量。因此,中国要发挥在网络中的枢纽优势,遵循适度均衡化的原则,重塑沿途国家投资格局,引领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FTA网络构建

全球化二次松绑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呼唤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这些规则主要通过欧、美签署的自贸协定中的WTO-X条款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参与了全球FTA网络,其协定的规则水平因美、日、欧、俄等不同主导国家类型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FTA较少,在规则深度方面与美、日、欧同类型协定尚有较大差距。未来应根据双边全球价值链紧密程度优先选择FTA伙伴国,同时基于差异化原则,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规则水平,加快推进中国与这些国家间不同规则、水平、层次的自贸协定网络,为拓展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往来提供规则保障。     

投资便利化、中国OFDI拓展与效率提升

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1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并测度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和地域分布不平衡特征.东道国的政府监管现状和金融发展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评价及启示——基于31个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外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2010年-2017年的数据,运用模糊物元分析法综合测度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并进行成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蒙古、老挝、斯里兰卡、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外债风险非常高;财政赤字、贸易条件恶化、国际市场利率提高是推动沿线国家外债风险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为提升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中国企业应优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减少对高外债风险国家的投资;拓宽投资领域,增加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投资前应严格审核项目,合理融资方式,避免增加债务风险。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FDI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自提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全面建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企业一边享受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一边承担着因对外直接投资所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对沿线国家FDI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风险防范路径.     

Briefing

正旅游投资发力"一带一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旅游研究中心日前在北京发布了《2015—2016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即2016《旅游绿皮书》)。该报告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正加速发展,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模式多样、投资区域扩大等特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投资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挑战与对策--基于熵值法的测度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提升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质量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沿线国家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4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系统地构建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年-2018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发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差异大,区域不平衡性显著,且投资便利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化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发展本国劳动力市场等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

文章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首先,本文直观给出了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发现相比中日、中美"距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明显较近(中日之间地理距离除外),不同的距离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有不同影响;其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距离色彩明显,"由近及远"态势初显;再次,借鉴引力模型,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发现除地理距离以外,文化距离也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而经济距离的促进性和制度距离的抑制性则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对外投资战略,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既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又要兼顾沿线国家合理需求。鉴于这一思想,本文归纳整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发现对外投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在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浙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对投资空间布局理念,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3-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并分为整体样本及地区样本,应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模式。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具有显著的"第三国效应",并且混合垂直型投资是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主导模式。该种投资模式意味着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在沿线不同国家之间建立复合式的跨国生产供应链,从而使得对不同国家间的投资形成互补,降低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工程项目风险与防范研究

本文将搜集整理相关的统计数据,阐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直接投资特点,分析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文化风险,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并给出相关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文章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十五个主要国家的投资存量,检验了2007~2015年期间的投资与贸易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的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单向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范围的扩大及合作层次的加深,对于维护区域稳定、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之间难免因贸易交往、摩擦而产生争议,如何有效地解决纠纷,将成为中国与各沿线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制定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则成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但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经济运行模式的复杂性,以及周边沿线国家发展不均衡、经济政策存在差异性等因数,对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直接采用"拿来主义"并不可行。因此,在采纳现有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以仲裁手段为主并辅之以政治外交手段的综合性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研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加大了改革开放力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文章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的"一带一路"贸易新格局,指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的演变趋势,并提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