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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汇率调整不会采取休克疗法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代表中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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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刺激政策退出取决国内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 截至目前，已有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加息，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又令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更加复杂。近来各方对中国加息时机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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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存款利率放开将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先,市场上肯定足存在一种力量是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因此各种新兴的业务、新兴的业务方式,也都是对利率市场化有推动作用的。存款利率最后要放开,这应该也是利率市场化中最后一步,因为其他的很多利率郜已经放开了,存款利率放开肯定是往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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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5至10年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日出席在此间举行的"201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预汁未来5-10年,中国将逐步实现资本"进""出"的基本平衡.他同时表示,中国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平衡发展.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28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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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什么是最强大的政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最强大的政府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而是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这就叫有限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这个笼子是什么？我觉得只能是《宪法》和法律,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成为这个锁住权力的笼子。那么,《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如果真变成权力的笼子,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宪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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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软着陆已经在进行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目前就凤凰网记者提问"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樊纲回答说:软着陆已经在进行中了,谈什么硬着陆?去年这个时候谈谈硬着陆还有点道理,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点过热.现在软着陆已经进行中了,现在反倒谈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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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浙商不应该冬眠而是要冬泳；刘亭：顺势而为，顺势而起；钟伟：最坏的时刻过去 最好的机遇降临；包纯田：危机中，浙商要有战略选择；索罗斯：中国经济较乐观应争取更多话语权;金良顺：企业要量力而行;郎咸平：投资别跟基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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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方雄：未来十年才是真正“黄金十年”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指出,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的规模比过去十年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判断。龚方雄为此细细地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GDP约为8万亿美元,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为1万亿美元,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GDP增长了7—8倍。而与此同时,房地产的规模更是突飞猛进,从十年前占整个GDP仪4％的比重飙升为目前的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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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中国房地产或于2012年崩盘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为保持高增长而将房地产投资最大化。地方政府乐此不疲。这可以快速体现地方领导政绩，同时也为地方财政带来巨额收入。“除非通过改革地方政府的评估机制来扭转这一趋势，中国未来两年的资产泡沫将越吹越大，而现在的状况已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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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融：国进民退是伪命题国企央企背了垄断黑锅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中国企业的垄断,是自然垄断多,不是企业自己用垄断去控制价格、控制市场,你说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什么呀？价格是国家有关部门定的,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三个石油公司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一个埃克森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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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未来要完成三个“软着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两三年内,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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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三五”期间GDP增长仍可保持7％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日前在“中日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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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参加《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发布会上指出,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的红利之源。要深化改革主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四大关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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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如果改革奉旨执行,思路有问题许小年在2013中国金融创新论坛上设问：改革到底从哪里着手,是宏观还是微观？他指出,目前将要进行的改革似乎是以总体设计为主,有一个班子在那儿封闭做方案,有选择地征求一下意见,而民间几乎一无所知。这与1978年的那次改革不一样,当时是民间大讨论,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种情况下,改革一旦到来,可以在民间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调动民间积极性投入到改革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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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民营企业要敢于打破垄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中国经济要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结构的调整。这个结构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而是产权结构。要在产权结构调整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意味着应该千方百计调动千百万中小企业的积极性,通过中小企业的做大做强,帮助国民经济保持长期活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产权改革的重点,但这不仅需要机制和环境的保障,更需要民企自身做大做强,敢于去参与打破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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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尽早启动“最小一揽子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用以支持改革的资源毕竟有限,万箭齐发、四面出击的结果只能是延迟新体制开始起作用、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进入良性循环的时间。为解决这一矛盾,我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中提出的“最小一揽了改革”的概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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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企业家在经济转型期不可断粮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我们改革红利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这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将在长期的低增长环境中运行,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长放慢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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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中国经济需结构性调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并不乐观。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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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所谓竞争力是否丧失,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要区分两个概念：劳动成本与工资,工资指的是对劳动者支付的货币,劳动成本指的足单位产品当中工资成本所占的份额。劳动成本的概念与工资的概念有联系,中间隔着一个概念,叫做劳动生产力。工资叮以提高,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得更快的诉,劳动成本可以降低,因此工资提高不一定竞争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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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香港需要找到新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巴曙松：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再平衡过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动出现新的趋势,中国通过加快企业对外投资,促进经济转型势在必然。香港需要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在内地新一轮改革和经济转型中找准定位,为内地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和专业服务,着力打造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服务、营运和风险管理中心,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及时抓住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并一跃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也给香港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