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再造研究

我国目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着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等问题。为保证国企的有效运行,必须再造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国企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和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中国国企高管选聘机制;建立科学的国企高管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国企高管职业风险制度。     

高管薪酬背后的代理机制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在实质上反映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问题。因而,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关键：要建立规范运作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形成机制：要完善董事会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机制,发挥股东方委派的非执行董事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制约作用：要合理安排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防止高管人员过度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风险。     

公平偏好、身份模糊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要求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进行政府管制的政策主张。就我国改制后国有企业而言,出于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高管的身份模糊性,促使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水平进行直接的动态管制。这种来自于政府的直接管制,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和低效率。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制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在高管薪酬决定中的投票权,则是弱化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偏好约束,规范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增长机制的根本之途。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近几年的创业板屡屡报出高管薪酬背离公司绩效、高管恶意辞职套现等问题,透露出创业板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机制的不合理性.分析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可为科学、合理地构建创业板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提供参考.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制度是否有效,即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是否存在着一定的依存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该问题国外已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而在中国对该项的研究近年来才刚刚兴起。金融行业是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其高管薪酬之间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本文选取2009年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的相关数据,分别选择会计绩效指标ROE（净资产收益率）、EPS（每股收益）、高管持股比例以及公司规模等变量构建模型,利用OLS对金融行业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内在联系,检验该行业高管薪酬的制定是否合理,从而有利于完善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     

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新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属于一种关联交易,内含了特殊的公司利益冲突.2007年金融危机暴露出高管薪酬制度的诸多问题,法律对高管薪酬的规制非常必要.本文从介绍国内外金融高管薪酬监管体制改革最新进展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金融企业薪酬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包括确定衡量高管薪酬数额的标准、加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力度、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各类程序性机制等.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与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重构

1990年代以来,公司高管薪酬持续飞涨,即使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一些接受政府注资的公司高管仍然领取天价高薪,因此,改革高管薪酬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认为,企业高管薪酬的失衡从根本上源于传统薪酬制度假设的不合理,而这些理论假定的不舍理则导引于公司治理的内在缺陷,因此,重构薪酬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必须以改革公司治理为逻辑起点.本文在分析公司治理与激励机制关系基础上,对高管薪酬制度的理论假定与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剖析,对高管薪酬制度框架的设计与重构提出了具体设想.最后,针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了若干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关于国企高管薪酬的思考

2009年,财政部下达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进行了全面下调.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许多人甚至把高管薪酬问题看成是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祸首之一.针对国企管理层薪资的热门话题,本文对我国现行高管薪酬现状进行探讨,解析国家关于国企经理人薪酬政策的利弊.     

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价值技术分析

国有企业年薪制的推广价值在于社会价值、企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综合。国有企业年薪制的确定依据在于对经营者的素质价值、岗位价值、劳动价值和风险价值等价值的科学判断。     

我国企业经理人年薪激励制度研究

年薪制是公司制企业普遍采用的经理人报酬制度.我国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建立是从年薪制试点开始的.伴随着十多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进程,经理人年薪制已从试行阶段进入推广阶段,但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加以规范和完善.     

国企经营者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探讨

现代企业中经营者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具有客观必然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具有三个特征,年薪制,管理要素入股,经营者持大股,股票期权制度等是国企经营者管理参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各实现形式。     

国有企业经理人职业化:必然性与现实矛盾

我国国有企业经理职业化涉及体制、经理人素质以及所有者缺位等方面问题。顺利地实现国有企业经理职业化,应从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机制、加大对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加强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监督与约束等方面入手,且需要政府、企业、经理人自身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采取多种措施,方能收到成效。     

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

分析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务寻租行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建立 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构建合理的薪酬结构等,保证企业经营管理者行为长期化、规范化。     

关于构建国企薪酬制度的思考

国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改革一方面制约国企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还有一方面是岗位技能下降。国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一是向新的薪酬管理观念的转变；二是向激励型薪酬制度转变；三是向拉开差距的新型薪酬制转变；四是向市场决定薪酬转变。     

激励制度创新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也需要建立对员工的激励机制。年薪制、股票期权制、管理层收购等激励制度已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试行与实践,还应实施包括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股票期权计划和货币期权计划。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任、激励和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任、激励和监督机制则是关系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本文以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 ,以秦皇岛市 2 0家 60名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问卷调查为佐证 ,通过对转型期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行为特征分析 ,针对国企经营者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选任模式激励无效和监督失灵等问题 ,系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实施意见 ,即变国企负责人的委任制为从职业经营者中的聘任制 ;以年薪制和股权制为主要手段 ,建立有效可行的激励机制 ;以外部稽查、审计和内部制衡及民主管理为主要措施 ,构筑完善有力的监督机制     

新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扫描与诠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企财务实际上是国家财政的延伸,财务管理体制是国家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几乎没有经营自主权。第二个时期分两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企财务管理体制向"放权让利、统负盈亏"进行初步改革。从1984年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政企职责分开,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到"扩权放利、分负盈亏"阶段。第三个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构建了国有企业"财务自理、自负盈亏"的现代财务管理体制。     

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究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企业是进行国有资产投资而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效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有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按照“一个减少、两个规范”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