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服务业存在密切关系,通过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1-2009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协调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优质协调的省份和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少,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的省份较多;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技术创新与区域碳排放绩效

在厘清城镇化、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碳排放绩效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NCSE—EBM模型测度碳排放效率,利用面板数据Tobit模型检验全国和三大地区城镇化、技术创新对区域碳排放绩效的独立效应及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与技术创新对全国及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对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对全国及中部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协同效应小于独立效应,而东部地区协同效应大于独立效应,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高速铁路建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一个实证

知识和创新溢出存在空间壁垒,高速铁路能打破区域空间阻隔,缩小时空距离,促进以知识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构建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研究高速铁路建设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速铁路建设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增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东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影响不够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起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高速铁路修建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打破了区域阻隔,有助于增进知识溢出效应、加速要素流动,对中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证实在中西部地区建设高速路具有正确性和必要性。     

地理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服务经济的兴起,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但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存在地区不平衡等问题。利用最小二乘（OLS）模型,识别出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工业化水平三大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及其效应和作用程度。但是由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异,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更能体现空间不平稳性和局部特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GWR模型比OLS模型的拟合程度更优,说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3个因素对全国各省份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经济开放程度和FDI对中西部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别有更强的正向和负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东部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有着更明显的负向影响。     

偏离份额法下我国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研究

以高耗能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偏离份额法分析我国31个省份2006—2015年高耗能产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并在Stata 12.0中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导致不同区域高耗能产业环境污染排放差异的驱动因素进行数据回归,分析高耗能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耗能产业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演变趋势,而污染转移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特征基本一致,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是我国高耗能产业污染排放的主体;相对净变化量NRC、竞争力转移增量DIF与环境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关系,结构转移增量STR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关系。除了受产业转移的影响,高耗能产业的环境污染排放还和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显著正相关,和环境管制强度显著负相关。     

互联网发展水平、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中国2006—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知识溢出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全国样本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均能显著促进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这说明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省份之间的知识溢出都是地区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知识溢出的创新促进作用。分样本中,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对其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效应却不明显。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却不存在。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在推进互联网发展时,也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禀赋条件实行差异化的互联网创新战略。     

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耦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中国15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检验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城市聚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中西部更明显,且东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效应(具有滞后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中西部更大。为缩小中西部产业集群和城市群与东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文章提出加快构建跨省域城市群、进一步培育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乃至巨大型城市(如重庆)等对策。     

消费升级、空间溢出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为考察消费升级影响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程度及空间相关特征,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7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半参数OP法测度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测算了消费升级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消费升级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效应,并且地区间消费升级会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服务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总效应大于对工业的影响。进一步探究空间效应的差异发现,就时间变化而言,消费升级对工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增强,对服务业的影响随服务业发展而逐渐减弱;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西部地区对产业效率提升的直接效应大于东部地区,而对服务业的间接效应却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     

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成因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年我国31个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来看,服务业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所有制结构、城市化率、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等变量都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     

我国服务业"成本病"及其就业效应——基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的区域检验与比较

本文基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除东部地区外,在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就业增长均是以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为代价,表现出成本病的征兆,这一问题可能会引起整体经济的通胀倾向与财政拖累,并对服务业自身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当前应积极转换服务业发展机制,强化创新,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在提高服务质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服务业就业空间。     

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研究表明,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加剧了我国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我国各省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服务业技术效率之所以不均衡,关键原因在于其市场化进程不一致。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缩短地区服务业发展差距的政策措施。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来自我国东北3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将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建立全域和局域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集聚规模的依赖性较大;工业的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生产率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模型中。文章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然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表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通过差分回归模型和协整检验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在1980~200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中国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变化趋势基本相符: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趋向于贬值;而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于升值。     

从生产函数看河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的变动

随着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将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而导致就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动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用生产函数将就业结构变动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来,可以得出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以珠三角为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有利于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具有生态效益。在短期内,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会引起碳生产率的降低;但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化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转为正,促进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高。碳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呈U型。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Off-shoring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uses input-output tables to measure material off-shoring, service off-shoring and narrow sense material off-shoring on 33 industries by use of DJ index (Daveri and Jona-Lasinio, 2008), not FH index with “the same proportion assumption” (Feenstra and Hanson, 1996). It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the off-shoring on labor productivity by panel data model.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off-shoring is general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ervice off-shoring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than the material off-shoring. There are some key aspects to be discussed in detail, including: (1) the heavy industry’s material off-shoring increases obviously and service off-shoring declin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former’s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vity growth is less than the latter; (2) the demand of chemical industry for service off-shor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nd its positive marginal effect on productivity growth is stronger than the material because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3) the current intensive material off-shoring of textil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greatly contributes to productivity growth, while the positive effect from service off-shoring on labor productivity has initially boomed. In conclusion, 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f-sho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