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征地制度改革中公共利益界定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的模糊性导致政府滥用征地权损害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构建公共利益的界定机制是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基于国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启示以及我国国情,应以“列举＋概括”方式明确公共利益标准,以“实体＋程序”模式完善公共利益界定机制,促进征地制度改革。     

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问题研究

“公共利益”一直是法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概念。文章从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入手，介绍了我国法律、法规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分析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而提出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提出了对公共利益进行认定的几点思考。     

“空城”背后

眼下，公共利益成为少数地方官员掩盖“劣绩”的“烟幕弹”。面对群众利益严重受损，陕西省扶风县领导却口口声声表白建新区是为公共利益，提升城市化水平。     

何为“公共利益”？

在《宪法》、《物权法》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正是这个“公共利益”以及因此引起的征收补偿问题，在成为法学家们讨论的热点的同时，也成为出台新的“拆迁条例”的一个工作难点之一。     

以公共利益为主线深化“新医改”

2008年以来的新医改．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基点．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使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成为一种惠及全民、人人受益的公共产品．从而保障了医改的顺利推进。要有效保障“新医改”中的公共利益．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准确把握好公共利益的边界和范围：在医改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市场实现效率．政府安排公平”来体现。     

今年开始清理小产权房

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制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主要内容是： 一、征收房屋必须基于七种“公共利益”需要。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国有土地上的单位、个人的房屋实行征收以及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补偿的,适用本条例。对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界定为七种情况：     

“高端服务”供给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公共利益的实现要允许市场行为的介入,“高端服务”的供给行为恰是价格机制甄选作用的具体体现。“高端服务”存在着3个层次的效率: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公共产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公共服务的分配效率。因此,提供“高端服务”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并未挤占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之辨思

公共利益是城市房屋拆迁的合法性来源与基础性原则。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立法不得不采用一种粗线条的立法模式,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认定标准和程序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立法缺位催化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然而,作为拆迁制度基础的公共利益,关涉整个制度的建构,权衡利弊,立法应予以回应。公共利益其实是个人利益基于“共”的集合基础上的一种基于特定多数人利益而向不特定多数人转化的“公”的升华。结合中国宪法,人的生存权为首要人权的理念理解上述界定,并将其置于正当程序的视野下,是解决目前愈发激烈的拆迁矛盾的一个出路。     

征地前提——公共利益认定问题

在《物权法》颁布之前，许多人希望该法能将土地征收的前提一“公共利益”加以严格的界定。但在该法制定过程中，对于是否有必要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或者概括性规定，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来防止商业开发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收，限制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权力，损害群众利益，法律应当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界定或概括性规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物权法》难以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的具体界定。     

论征收过程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我国《物权法》未对公共利益这一法律术语加以定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物权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得到正确的实施，因此有必要法律上将公共利益类型化，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范围，并通过程序界定公共利益，将公共利益的判断纳入程序保障的范畴，由司法机关解决公共利益的争议。     

私产入宪意义重大

这次修改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些规定中有以下几点应予明确:一是不受侵犯的私有财产必须是合法的,非法所得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保护;二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全面的,即所有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受到保护;三是把公共利益的需要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统一起来,即在“需要”、“依法”和“补偿”的条件下可以征收或征用私…     

试析传统集体主义与行政人责任困境的解脱

道德自主与服从权威的矛盾所形成的责任困境，是行政人角色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传统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对行政人角色的责任困境的解脱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集体主义原则在逻辑上将集体预设为“善集体”，而在现实社会中，行政人会遭遇违背公共利益的“恶集体”；同时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服从集体、个人目标服从集体目标，客观上会压抑和克制个体伦理自主性的自由发挥。要使公务员摆脱责任困境，有效的途径就是要使行政人从信奉狭隘的组织伦理向普遍伦理转换，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作为终极的价值诉求。     

土地征用后转用增值收益分配能若干问题探讨

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性地从土地所有者手中剥夺土地所有权并给予适当补偿的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土地征用制度均在土地制度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在美国称之为“最高土地权”，英国称为“强制收买”或“强制取得”，法、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通常叫做“土地征收”，香港称为“宫地回收”。[编者按]     

社会公平视角下农地入市探索——以深圳实践为例

农地入市是中国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收益分配机制又是农地入市的焦点。深圳的农地入市实践具有典型性,城市更新模式和土地整备利益统筹（整村统筹）模式作为两种农地入市模式,分别体现了“个体利益优先”和“公共利益优先”两种利益分配思路。然而,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分别会引致“市场失灵”风险和“低效治理”困境。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从初始分配公正和结果公正的角度剖析农地入市对发展包容性的影响,可以看到农地入市应该坚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原则,通过“指标统筹调控”,建立农地入市的区域协调机制;坚持公共利益导向,衔接征地制度的收益分配标准,以更好盘活集体建设用地。     

与狼共舞与依法行政——访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政法学博士马庆钰

公共权力作为分配公共利益和资源的手段,天然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以权为公,也可以以权谋私。既然公共管理职权是由人来操纵使用的,那么它就难免不受人的“需求本能”的影响和“经济人”规律的摆布。我们只有高举法制之剑、才能限制这种本能、消除这种影响,在依法行政的氛围中“与狼共舞”。     

从“管理”走向“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将实现从“管理”走向“治理”的革命性变革。“治理”在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要完成这个革命性的变革,必须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别让“无偿收回”成寻租空间

《土地管理法》修订时，应尽可能缩小公共利益的范畴，避免“无偿收回”被地方政府无限扩大。     

公平理念下教育政策理念的变革

当前，教育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教育政策制定是国家引导和干预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政府实现教育公平目标的一种积极作为。围绕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教育政策的理念变革能更好体现人类对公平诉求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统一性。为此，教育政策必须要在理念上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从“城市中心”转向“均衡发展”、从“市场产业化”转向“公共利益性”。     

对土地征用制度的思考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公平正义观念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重新审视，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当然的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农民的利益应当受到市场经济规则的制约和保护。土地征用目的正当性的限制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其中“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土地征用的正当理由。各国对土地…     

论我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土地征收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是当前各国在土地征收政策方面的共识。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并未做出明确界定,因此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土地征收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公共利益的界定,再结合司法实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出公共利益认定存在的缺陷及完善路径,最后又回归到立法层面,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提出了个人的忠实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