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沪港通交易机制,运用双重差分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2012—2016年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抑制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通过公司治理和信息渠道发挥作用.     

“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案例分析——以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例

体制机制改革是国有资本的活水之源。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总体经历了分行业管理与收放权交替、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管资本三个阶段。本文以“山西模式”为例,对本轮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期为地方“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提供可参考、可借鉴、可实施的模式和思路。     

关于北京市改组改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思考和建议

改组改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实现手段。本文界定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概念,系统阐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功能定位、成立方式、数量设置及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当前北京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围绕北京市属国有企业如何改组改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核心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国企系族的视角北大核心

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后者提供物质基础、协调平衡利益、抵御极端风险。随着我国国资监管思路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方向转变,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核心,以产权资本为纽带,将形成规模比较庞大、结构比较复杂的国企系族。此时,应该充分、全面地了解企业系族的利与弊,在国企系族中兴利除弊;厘清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所存在的主要差异及其业务的复杂性和动态转化特点;根据国企系族的不同类型及系族内企业的不同情境,设计相匹配的管控模式和治理结构。此外,还应当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有效释放国企活力;合理运用财务金融创新工具,提升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处理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成员企业其他出资者之间的关系。     

“营改增”激励了企业创新吗？——来自上海市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9—2014年上海市科技企业统计的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模型对“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以及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营改增”在短期内减税效果较小,而在长期则表现出显著且大幅度的减税效果;（2）“营改增”增强企业对未来现金流的乐观预期,进而提高企业在政策实施后短期内的研发（R&D）强度,这也导致企业在2014年的研发强度骤减;（3）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受政策冲击的影响更大,并且自我调整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政府在颁布对企业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政策时,应该做好准备采取其他措施对可能的不良效果进行补救,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同时,企业应该谨慎地规划研发投资,因时制宜地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社会责任投资与价值投资相悖吗?——基于国际经验的比较

社会责任投资促进了公司绩效评价模式的变革。从美国和亚太地区的经验来看,社会责任投资的整体表现更好;社会责任形象较好公司股票价格表现更佳;强有效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将推动社会责任形象好的公司股票获得更高估值,另一方面也将促使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领域投入更多资源。长远来看,社会责任投资与价值投资并不相悖。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之路还属于起步阶段,中国上市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持有非常积极的观点,但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给企业社会责任积极评价。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时点PSM-DID的验证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结论可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力度提供经验支撑。对此,本文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体,缩小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异。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来自中小板的经验数据

基于"掠夺效应"和市场势力理论,从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的双重视角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选取2013～2015年我国中小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会产生激励作用,与开发式创新投资相比,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激励作用更显著。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产生抑制效应,其中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企业竞争地位强化了行业竞争程度对创新投资的激励作用。这些结论细化了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研究,对深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私募股权投资不仅是企业筹集股权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还能优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对经理人实施激励约束作用,进而增加企业价值,改善企业经营绩效。本文选取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的233户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度后,私募股权投资与公司价值和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撤县设区”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了吗?——来自设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构建双向固定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及其动态演进规律和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可以使城市经济效率提高约0.036。从动态效应看,撤县设区在实施后的第4年开始显著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且作用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相比,该结果具有滞后性和长效性。政府调控能力和市辖区首位度在撤县设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中均发挥着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撤县设区的政策效果对上述两个因素高度依赖。因此,应建立健全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标准与审批机制,因地制宜布局撤县设区工作。同时,协同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和市场调节作用,缩短政策响应时间,保障和增强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实施效果。     

行业分析——深化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行业研究在公司价值分析的作用主是为公司价值分析长眼：以行业的眼光去判断公司，去发现投资价值和投资机会。企业和所在行业之间的关系是点和点所在面的关系，企业的价值取决于企业的现在和未来收益，而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内企业现在和未来收益，行业经营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则是行业内企业经营所必须遵循的．同时它也能标示行业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行业内企业竞争优势的着重点。     

扶贫信号释放有助于实现脱贫目标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试图通过评估精准扶贫政策信号的减贫效果,考察信号释放对政策目标实现的作用。研究发现,在精准扶贫信号释放后,地方政府会通过施加偏向于更容易脱贫的农户的扶贫手段,来更大程度地提升本地区的扶贫效果,所以扶贫信号释放有助于实现脱贫目标,但偏向性扶贫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本文研究表明,一个良好的政策设计应该包含对信号释放时点和方式的设计,未来治理相对贫困的政策设计同样应注重信号释放和构建多维扶贫效果评价体系。     

产权保护、信贷机会、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在控制了相关微观企业变量与宏观城市变量的基础上,对公司投资支出与产权保护、信贷机会、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投资支出与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产权保护因素及所有权结构显著相关,但使用该样本回归分析中信贷机会的作用则不明朗,这可能与样本采集年份的国家政策有一定关联。建议完善保护企业财产权利司法体制、加强促进公司投资的制度建设,同时尽快缩小转型经济期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对待等。     

公司特有风险、管理者风险特质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1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本文研究了公司特有风险以及管理者风险特质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经济后果。在区分了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的基础上,发现公司特有风险大的企业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而特有风险与过度投资更多地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风险偏好型管理者会更加倾向于增加投资,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趋势,而风险规避型管理者则会更加注重寻求稳健保守型的投资策略,并且为了降低因资产大幅度波动而引起的公司风险,他们往往会尽可能地减少投资,从而导致企业投资不足。     

内部控制能提升企业多元化价值吗？——来自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企业而言,就必须从“求全、求大”向“增值、增效”转变。多元化是我国企业实现扩张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粗放型发展”的缩影。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监督与风险管理机制,内部控制能否提升企业多元化价值呢？以2007—2015年我国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多元化价值越大,证实了内部控制对多元化战略选择和执行的优化作用;进一步,内部控制对多元化价值的提升效应集中体现在内部环境、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这三大要素中;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补充性检验的结果证实,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的多元化价值不存在显著影响。     

产权保护、信贷机会、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在控制了相关微观企业变量与宏观城市变量的基础上,对公司投资支出与产权保护、信贷机会、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投资支出与保护企业财产权利的产权保护因素及所有权结构显著相关,但使用该样本回归分析中信贷机会的作用则不明朗,这可能与样本采集年份的国家政策有一定关联。建议完善保护企业财产权利司法体制、加强促进公司投资的制度建设,同时尽快缩小转型经济期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对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