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财务预警的有效性分析

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出台后,资本充足率指标就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监管工具。我国将该指标作为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通过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最低要求,来增强金融危机下对银行风险的监管。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各类财务风险预警的敏感程度,并初步探讨了资本充足率的财务预警效果。     

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研究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指标,且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监管要求有稍许不同。为研究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受到银行资产规模的影响,本文从非线性关系视角出发,采用面板门限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7-2014年38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建立门限模型,以资产规模作为门限变量进行门限检验。实证发现,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其资本充足率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不同。对于大型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能够显著降低银行风险,但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该作用不再显著。因此监管当局应针对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制定不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杠杆率指标在银行监管中的应用探讨

资本充足率指标在金融衍生产品被大量运用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失灵现象,监管部门需要配合运用其他指标联合监测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杠杆率指标自身具有的一些特点使其适合成为资本充足率补充性指标,其运用可能对银行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提高杠杆率指标监管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尝试建立揭示不同资产风险特征的杠杆率指标体系,关注杠杆率监管的整体性、差异性、动态性和持续性等方式,对杠杆率监管进行完善。     

从风险控制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

随着金融业的开放以及银行监管机制逐步国际化,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高资本充足率主要包括增加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以提高资本总额和减小风险资产总量.本文从减小风险资产总量入手,提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控制策略,从而使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得以长期有效增长,并且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绩效和行业竞争力.     

我国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措施中存在疏漏之处,并由此造成监管规定存在制度性缺陷。针对以上分析,文中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审慎监管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银行效率和风险的视角

基于2007～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检验审慎监管指标与银行效率和风险的关系,从银行发展的视角对审慎监管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在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同时,也导致其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下降;拨备覆盖率的增加有利于降低银行信贷风险,但却显著地提高了银行成本效率;存贷比监管不仅不能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和经营风险,还显著地增加了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流动性比率对银行风险和银行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不同审慎监管工具对银行风险和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别,部分审慎监管工具在降低银行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银行效率,审慎监管的目标在效率和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的取舍.     

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思想述评

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直接相联系的。资本充足率是衡量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性最重要的指标,已成为各国最重要的银行监管手段之一。本文先介绍银行监管,然后从巴塞尔协议演进看国际银行业监管核心思想。最后展开分析一下巴塞尔协议与资本充足率监管。     

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改善

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要指标。该文从近期各大银行频繁融资以弥补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现状谈起,通过分析银行资本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资本充足率结构的相关建议。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信息内容与质量

资本充足率所蕴含的合理风险信息内容包括:(1)在监管资本约束状态下,若商业银行采取了理性的行为反应,资本充足率将与违约概率负相关或至少不相关;(2)在信贷资产快速投放并消耗大量资本基础的情形下,唯有当监管资本的增补速度大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时,资本充足率与违约概率才有其理论上的正相关可能;(3)资本充足率应与银行违约风险负相关。基于此判定标准与推理逻辑,我们以银监会推行巴塞尔II中国化的2004年为起点,以此后上市的主要商业银行为对象,从多维度研究了其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信息内容及其信息质量的演变规律。研究表明:(1)主要商业银行在2008年之前的资本充足水平与其违约风险指标倾向于负相关,而在2008年之后更倾向于正相关,这隐含说明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信息质量降低了;(2)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风险信息质量似乎弱于主要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的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的理论阐释,本文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和风险行为的关系以及资本监管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资本监管的强制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低资本监管要求能够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但对银行的资产风险变动没有显著的影响;银行规模有助银行提高资本和规避风险,但盈利水平对资本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研究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是银行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的经济大体上进入了后危机时代,这使银行和我国的经济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所以必须进行商业变革。研究表明:我国还应不断的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就是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有利于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不能够完全影响银行的风险管理和改革转型。本文就商业银行具备的企业和社会特征,通过分析、研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风险管理、改革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以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明年实施2018年底达标

<正>近日,银监会正式对外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规定,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与现行监管要求保持一致。同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5%,略高于国际规定的最低标准4.5%,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达到这一监管要求,不会对其产生实质影响。而为帮助商业银行开拓资本补充渠道,银监会还表示将研究资本工具创新的配套政策。根据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并考虑资本监管对信贷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办法》设定了6年的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研究——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背景

资本在银行安全稳健运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银行的资本是否充足是其能否进行正常经营的前提。因此,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意义重大。面对中国银行业现存的问题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现状,本文结合了2004年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借此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     

外资银行监管指标的立法完善

建立科学的外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是对外资银行谨慎监管的关键,本文主要探讨三个重要的监管指标。在资本充足率的分子的确定上,应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对资产风险进行统一测定,按国际惯例确定权数;流动性监管应以银行的资产能及时满足应偿还债务的支付能力和满足来自社会各界对信用的合理需要为基础;由于分散风险是银行业一条关键的格言,有必要完善关联企业的定义,风险量化的方法和报告起点等立法规定。     

上市银行连续“圈钱”的原因探析

随着中国银监管调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银行自身风险资产增加,出现了上市银行"缺钱"现象,为了补充资本金,银行选择去资本市场再融资。久而久之,陷入了"依赖息差——加大放贷——资本充足率提高——再融资"的怪圈。为了改变这种模式,上市银行采取相关措施跳出这个怪圈。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实践

资本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为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为有效提高我国资本充足率水平 ,商业银行须在深化内控风险管理基础上 ,制订资本充足率达标计划 ,监管当局应监督各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情况 ,并确保计划的有效实施。     

探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现状及提高比率的现实途径

资本充足率指银行净资产和加权计算后与风险资产额的比率,表示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我国银行资本监管遵循《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标准。比照外国银行,资本不足仍是目前影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现有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分子策略”（补充资本）和“分母策略”（管控风险权重资产）这两点,近年来商业银行的发展表明仅仅依靠此类似的方法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不足的难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及影响因素,表明实施资本管制,包括监督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以及优化资产结构,加上税收优惠政策是良策。     

对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中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的探究

2011年12月银监会称将推迟实施我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而原定实施时间是2012年1月1日。本文将我国新监管标准与巴塞尔协议Ⅲ作对比,结合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分析,指出虽然单从“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看,监管改革短期内对我国银行影响有限,但如果考虑多项指标的叠加效果,我国银行业恐面临多重压力,因此推迟实施新监管标准是现实之举。     

关于对提高农村信用社新资本充足率的几点建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资本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分子关于资本的层级更加细致、资本工具标准更加严格、资本扣除项目有所增加、资本扣除方法更加复杂。二是分母增加交易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并提供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不同选择。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银行监管导向的转变。新资本管理办法强化了资本约束机制,要求银行向资本节约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对农信社实施精细化管理,建立全面审慎的资本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关于对提高农村信用社新资本充足率的几点建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资本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分子关于资本的层级更加细致、资本工具标准更加严格、资本扣除项目有所增加、资本扣除方法更加复杂。二是分母增加交易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并提供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不同选择。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银行监管导向的转变。新资本管理办法强化了资本约束机制，要求银行向资本节约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对农信社实施精细化管理，建立全面审慎的资本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