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继任高管来源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合理的高管离职与继任的决定是董事会监督职责履行的标志,更是公司治理有效的表现。然而继任高管作为企业高管团队的"新人",需要在短时期内向股东与董事会证明自身能力,建立自己在高管团队的地位。因此为了未来更有利的职业发展,继任高管在上任初期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高管变更背景,实证研究了继任高管在上任当年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结果显示在高管变更当年,企业高管变更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在区分继任高管来源后,本文发现在高管变更当年,外部聘任高管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与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不相关。     

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以2015-2017年我国上证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变更视角下公司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变更会为企业带来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高管变更时的负向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自A股市场的证据

文章以中国2004和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比较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均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相比较而言,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一年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逐渐成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将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按变更原因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按继任来源分为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对上市公司在发生变更当年的和前后年份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选取2008-2010年期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Jones模型和检验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期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对于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②对于非常规变更公司,变更当年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显著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变更后一年比前一年更有可能进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③内部继任和外部聘任的公司在变更当年都进行了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内部继任公司调增的幅度大于外部聘任公司。     

公司治理、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数据,对不同治理结构下高管正常变更前一、两年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董事长在正常变更前一、两年有调增利润的行为,且变更前一年的调增现象比前两年要显著,但没有证据显示总经理正常变更前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还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董事长正常变更诱发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和建立外部市场高管长期声誉机制具有紧迫性。     

基于高管变更下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研究

本文从高管变更后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出发,研究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发现: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频率和幅度都显著的大于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这一现象在商品和劳务类的关联交易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分析显示,相对于未发高管变更的公司,存在高管变更的公司的关联交易(特别是商品和劳务类的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存在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变更、盈余管理和企业业绩

高管变更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总是具有相关性,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前后企业业绩会出现较大的波动,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实现高管变更后的企业往往采用盈余管理的方式来调节企业业绩。     

基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研究

随着监管手段的加强,上市公司进行巨额冲销盈余管理的手段更加隐蔽,利用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逐渐增多。为了对巨额冲销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有必要进行会计估计变更视角下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文章以2012—2014年间披露了会计估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基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与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变更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高管角色、审计背景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将高管分为决策型高管和监督型高管两类,分析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决策型高管相比,监督型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高管具有审计背景的企业会实施更为严重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且不同类型高管的审计背景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动态内生性关系

本文选取2007~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动态内生性视角,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模型,对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当期高管激励与当期盈余管理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2前期盈余管理与当期高管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前期高管激励对当期盈余管理的影响只体现在高管薪酬激励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方面并不显著;4高管激励存在跨期影响,即前期的高管激励水平与当期高管激励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盈余管理不存在这种现象。     

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外部董事治理与盈余管理

以理性经济人假说和管理者权力理论为基础,选取我国2014~2017年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董事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中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有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在员工持股计划公告前会进行负向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且管理层权力越大,盈余管理越显著;在区分高管类型后发现,相比于其他高管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只有CFO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更为显著;外部董事的治理效应结果显示,相比于权力较小的外部董事,权力较大的外部董事对员工持股计划中的盈余管理抑制效果更好。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高管背景特征、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

以201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以及高管背景特征对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影响。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性别、高管团队学历均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高管团队任职时间则不会对盈余管理与标准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产生影响。文章为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选拔和聘用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治理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

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以法律诉讼作为风险控制能力的一个替代,研究高管风险控制能力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遇到法律诉讼之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变更,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更换的原因与非国有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和法律诉讼相关的高管变更多为非正常变更。     

关于约束性高管变更的博弈分析

在公司治理中,撤换高管是公司股东对高管最严厉的惩罚。股东通过选择约束性高管变更的方式促使公司高管提高努力程度,以保证股东与高管利益趋于一致。本文建立了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关于约束性变更率的博弈模型,并探讨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两者博弈选择的积极作用。     

关于约束性高管变更的博弈分析

在公司治理中,撤换高管是公司股东对高管最严厉的惩罚。股东通过选择约束性高管变更的方式促使公司高管提高努力程度,以保证股东与高管利益趋于一致。本文建立了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关于约束性变更率的博弈模型,并探讨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两者博弈选择的积极作用。     

高管强制变更、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强制变更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踪可以减少企业高管短视行为,提升企业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从而缓解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信息质量和产权性质会影响分析师跟踪调节作用的发挥,从而证实分析师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代理问题来发挥其调节功能。     

高管薪酬契约研究综述

在当前经济状况下,高管薪酬偏高反映出关于公平的问题在社会上的争议不休,合理的高管薪酬既可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标,又可以达到激励高管从而提高公司业绩这一最终的目的。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评价指标选择,影响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契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并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对高管薪酬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     

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结合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对高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高额薪酬能抑制冒险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有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其盈余管理程度才会提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且激励强度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通常较好,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高管基于薪酬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在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下,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不是高管盈余管理的直接诱因,增强激励强度反而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