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和法律制度,自汉以降、直至明清,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中仍有体现,后终成陈迹。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被现代化了的"亲亲相隐"——容隐制度,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也难觅踪影。相反,容隐制度在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中却一直得以认可并传承。容隐制度可以调节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容隐制度在我国刑事领域有极大的存在空间,应当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予以理性重构。     

从"亲亲互隐"看儒学的内在特质

儒学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亲亲互隐"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亲互隐一直以来都是专家学者讨论的热议话题,本文欲从解释"亲亲互隐"之义为出发点,尝试性的将其与我国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相结合,探索出儒学兼容并包的内在特质,并对当下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做一简要概述.     

浅谈亲亲相隐的历程及其合理性

在近代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下,我们把亲亲相隐或称容隐这一原则视为"封建社会的糟粕"。无可否认任何道德原则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仅仅因为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就完全否认其合理性因素并不符合科学精神。     

由“亲亲相隐”到“近亲属拒证权”

“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法律原则，指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诞生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体现了法律对人性的呵护与关怀，避免了国家刑罚、政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的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刑诉法对人权和人伦的保护成为法治改革的主旋律，制定更加人性化的法律也是人心所向的。因此，作为“亲亲相隐”制度某种程度上回归的“近亲属拒证权”在2012《刑事诉讼修正案》中的确立，引来一片欢呼声。     

中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述论

容隐制度又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揭发犯罪问题上的自然延伸,自汉宣帝始入律,在以后历朝历代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成熟于唐并奉行于中国后续封建社会的全过程.我国古代容隐制度根植于家国同构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和灵妙的社会历史功用.新中国成立后它被作为"封建主义垃圾和民主法治的障碍"而被扫进了垃圾箱.然而从古到今,容隐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系国家中就存在,整理和重新认识我国古代的这项重要法律制度,去其糟粕并赋予其一定的制度文明价值,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仍然有着一定的意义.     

尊重人性对构建现代刑事法律的必要性

"亲亲相隐"原则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而不受法律追究的一项法律原则,它可以追溯到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之后历朝历代的法律均贯彻并发展了以此为背景的"亲亲容隐"的原则。但是,近代以来,在红色根据地时期以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这一传统却因带有"封建"色彩而被摒弃。本文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阐述遵从人类的天性对于构建法制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在此原则指引下建立和谐的人情关系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渐行渐远的“亲亲相隐”制度

2010年10月，河北高院颁布的新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探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炮轰此“大义灭亲”式量刑规则，甚至称其将是压垮中国脆弱人伦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项规则到底哪里触痛公众的神经？亲亲相隐将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发展和地位？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浅谈中国亲属容隐制度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亲属容隐制度被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这项制度本身是儒家的主张,其精神实质是屈法申礼,具体含义是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可以相互包庇而不构成犯罪(或可减轻处罚)。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亲属容隐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现代司法中的价值,认识它的存在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坚信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制度的正价值,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完善规制来减少的,毕竟没有一个制度是有利无弊的。     

中国模式下社会保障的制度性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被人们概括为中国模式,也称之为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与西方的"华盛顿模式"相对应。本文从中国模式在社会保障制度性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入手,指出现阶段中国模式下存在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提出加快立法进程,保障公民权益,制度设计要有利于消除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要注重公共社会开支和税收制度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民主建设与规制建设

"民主思潮"已经确立当今世界的政体的"话语霸权",但是发现二战之后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仍多是失败的结局,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民主政治制度之后没有实现规制建设。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成功实施民主制度,其重要前提是西方的法治观念的传统和长达二百多年的规制建设,盲目的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规制建设还是民主建设,最终目的都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基本制度,而即便是规制建设,中国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西方管理思想特点之比较

中国管理思想根植于其悠久的传统文化,其特点是以人为本,注重协和中庸,以"礼义"为控制手段;西方管理思想源于古希腊文化,带有浓重的科学主义,注重利益与效益,以科学为推动力,依靠制度与创新。二者有一定差异性,但优劣共生,呈现互补融合的态势。     

构建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随着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发现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手段和经验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深入地研究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体系,对于我们思考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及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学说与自然法思想之比较

儒家学说与自然法学理论是传统中国法律制度与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一直以来学界热衷于探寻中国古代法和西方自然法理之间是否存在着共通之处.本文则尝试着沿着前辈的足迹,通过对两者的差异化比较,探寻儒家学说与自然法思想之间的联系.     

秘书应慎待“隐权力”——兼介吴钩《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

青年学者吴钩以清朝官场为研究对象,在其著作《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以下简称"《隐》书")中阐述了"隐权力"的概念。他认为:在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却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所以,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打造国际品牌新思维

相比于中国品牌,西方品牌的功能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大家往往在意的是"我们",在西方是以"我"为中心。因此,力图在西方发展的中国企业应该强调其企业品牌和西方消费者的消费文化有机结合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中国,应该基于个性来定位品牌,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定位要着眼于中国无可比拟的历史、传统、发明创造或著名人物     

宪政——中国的现实选择

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论证,宪政若近代中国未能如设计者所愿,原因恰恰是因为未能找到传统的动力,西方宪政之"花"只有与大中国传统之"木"对接,才有可能扎根中国之土。彻底的否定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批判没有抹掉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记,探讨改造、吸取经验,不要一味地批判或是全盘照搬西方宪政思想,这也许是中国实现宪政之路成功的有效路径。     

知退不败

西方军事家曾说: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话,给中国红军带来了幸运。应该说,古今中外战例中最大的退步,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世人恍然大悟:当时震惊国内外的长征,看似大势所逼的大转移、大退步,其实是向前。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系辞传》阐释《易经》讲到一个重要观     

商品经济制度既是“济世良方”又是“剧毒之药”——关于现代危机的制度根源的研究(十八)

<正>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遭受"经济贫困"的折磨。解决"经济贫困"问题是人类的梦想。近代以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相信,商品经济制度具有促进经济快速繁荣的功能,是根治人类社会"经济贫困"这一"顽症"的"济世良方"。商品经济制度果然是"灵丹妙药"。近代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商品经济制度是如何促进经济快速繁荣的呢?这必须从商品经济制度的人性原理谈起。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初探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近些年来,中国古代丰厚的管理思想,尤其是"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引起了西方管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彼得·圣吉就在他的<第五项修炼>中文版中指出:"就我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     

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德治与法治并行与交融

在以民主化为导向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制度建设作为中心问题备受关注.作为西方政治精华的"法治"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植根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德治"却受到了冷落.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毫不奇怪,因为这或多或少受到对现象背后的复杂现实不深入思考"形式主义"的影响,从而形成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错误观念.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德治"有其固有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某些道德的要求法律化以加强其效果,这点对公职人员尤为重要,即要加强"官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