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

本文首先回顾中国了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的历史进程,在阶段的划分和阐述上着眼于两个视角:一个是相关外资政策的意图及其实行手段;另一个则是以在华跨国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转移的实际成果以及在这个进程中本土产业技术水平的发展。其次,在总结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论文结合我国在现阶段参与国际生产体系进程中的状况,就目前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发展面临的挑战加以分析,最后提出开放条件下推动多层次、多形式、自主创新战略的路径。     

后发不均质大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支撑理论一直是有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文章从经济发展阶段着手,结合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多元现实特征,试图构建推进自主创新的"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多维路径体系及协调促进机制,使得我国技术进步既能反映现阶段的资源禀赋条件,又能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这无疑是一项有益尝试。     

后发县经济发展的潜在后发优势

许多县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经济仍处于后发状态,成为后发县。后发县如何改变这种状态,潜在的后发优势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基石。本文对后发优势的源泉与表现进行了分析,对后发县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提出一些方法与建议。     

金砖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和缺陷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既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金砖国家,历经了1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各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不同程度的阻力。现有研究表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方式呈现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尽管各国对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没有改变其外延式经济增长的根本特征。随着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盟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金砖国家能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能否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增长效率的提高,研发投资意愿不高和创新能力不足将损害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由于资源禀赋、体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各国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三种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基于DEA方法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考查了三种创新能力在中国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均抑制了中国的广义技术进步,只有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对中国广义技术进步有正向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剔除技术效率后,对狭义技术进步的研究得到了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通过状态空间模型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在1998年之后呈持续上升趋势,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贡献度则在1998年之后显著下降,直至2002年左右各种创新能力的贡献度渐趋平稳。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未达到促进技术进步的临界值。     

论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

本文通过对两国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从贸易的角度阐明了推动技术进步重要性，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权要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更应当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本文的分析表明，推动技术进步不能仅仅推动高技术产业或低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应当同时提高两类产业的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既获得当前的贸易得益，又获得长远的增长得益，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论后发区域经济发展中后发优势的潜在作用和转化条件

后发优势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课题之一，国内外学者结合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探讨。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Gerschenkmn）在他1962年发表的《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后发优势的概念，并为后发国家（当时，主要指经济上比英国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后，列维、阿伯拉莫维、南亮进和金泳镐等经济学家又把对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目前，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为一些后发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所验证，并作为这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理论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创新。     

大国优势、边界效应与后发大国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后发大国来讲，不能仅依照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遵循后发优势战略。后发大国制定产业发展战略，要充分考虑超大型的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大国优势对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并结合边界效应这一前提条件，超前搞自主创新战略。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含量、边界效应都较高的高科技产业，要勇于自主创新。     

从以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

本文从以市场换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内在联系、FDI与"核心技术之殇"的因果关联、FDI对自主创新的积极影响三个方面,讨论和回答了有关对自主创新与FDI关系的诸种困惑与质疑,指出从以市场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不仅不是对FDI的排斥,而是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对FDI的利用.     

美日技术创新的产业分布及其对贸易竞争优势演变的结构效应

本文借用固定市场份额法,通过实证得出:美日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技术创新产业选择方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转换出现了较大差异,美国结构成功转型,贸易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日本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一直在摸索阶段,结构升级的缓慢是日本贸易竞争优势有所下降的内在原因。     

消费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

文章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创新,并沿着成果转化、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等路径,探讨了消费结构升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条件。文章认为,消费结构升级引导着资源的配置方向;沿着不同的路径,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了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生产前沿不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效率。当发明专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时,生产者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会提高,这时,可用的科技成果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能推动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还能推动企业突破现有的生产前沿,实现技术创新。由于小企业运营更灵活、竞争压力更大,在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的市场结构中,消费结构升级更能推动技术创新;而政府主导的研发往往缺乏行业需求等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脱节,因此,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越多,消费结构升级越难拉动技术创新。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企业还可以通过模仿去满足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进口越多,模仿的空间越大,这种模仿会提升技术效率,但可能会不利于技术创新。基于1999-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上述论断成立。     

资源枯竭型城市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基于甘肃省白银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白银市为例，分析技术进步对资源枯竭城市就业的影响，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带来的负效应更明显。资源枯竭型城市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往往局限于资源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对城市的就业带动辐射力较弱；而提高资源型主导产业的技术水平，会导致城市经济和城市就业对资源依赖更为加剧。因此，资源枯竭型城市必须改变单纯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尤其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DEA分析

正确评价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创新绩效是提高企业创新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首先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然后,建立了技术创新绩效评价的DEA模型,探索运用DEA方法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定量化评价,最后对全国各地区的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     

互联网+、城市智能化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来自腾讯研究院大数据与专利微观数据的分析

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孕育兴起,互联网+构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文章在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互联网+指数与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以31580家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城市的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文化、数字生活和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互联网+对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考虑调节效应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智能化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作用已经彰显。本研究为深化互联网+发展战略、建立数字化导向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     

金融发展与增长源泉：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

本文通过基于DEA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将中国28个省市的劳均GDP增长分解为了劳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三个部分的贡献,然后采用GMM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分别检验了在1994—2003年间金融发展对这三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了劳均资本的积累,但其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金融发展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可以解释为何“金融引导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在中国难以成立。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营商环境与母国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模型的检验

近年来,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与决策。在学界,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技术进步的关联逐渐成为热点话题,随着各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母国营商环境对二者的关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文章尝试将营商环境纳入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模型,从母国营商环境视角阐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2004—2020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在母国营商环境的影响下,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存在V型关系,即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第二,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具有国家异质性。当营商环境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OFDI对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临界值更大,新兴国家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第三,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指标和估计方法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进一步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进行深层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增强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后发企业技术学习与技术多样化及其创新能力演变分析:TCL案例剖析

我国是一个后进国,作为后进国家的后发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或集团进行战略联盟来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发挥后发优势。本文以TCL为例,从其发展历程、技术学习、技术多样化和创新能力演变方面来分析总结后发企业实现技术多样化和创新能力演变的方法。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及其评价

本文通过对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回顾,认为中亚国家在海关通关、贸易物流、商务环境等方面促进了贸易便利领域的发展,但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便利化进程缓慢,各国贸易便利化发展差异大,贸易便利化各领域发展失衡,这严重制约了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同时,通过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对中国的几点启示：一是在多边贸易组织框架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不断推动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二是通过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三是加强本国,尤其是与中亚国家毗邻的新疆的贸易便利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