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评价及启示——基于31个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外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2010年-2017年的数据,运用模糊物元分析法综合测度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并进行成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蒙古、老挝、斯里兰卡、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外债风险非常高;财政赤字、贸易条件恶化、国际市场利率提高是推动沿线国家外债风险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为提升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中国企业应优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减少对高外债风险国家的投资;拓宽投资领域,增加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投资前应严格审核项目,合理融资方式,避免增加债务风险。     

“回避风险”的风险

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很容易夸大投资的财务风险,而忽视不投资的竞争风险。这种倾向会导致企业的投资决策过度谨慎以至于贻误"战机"。企业应该具备长远眼光,考量竞争地位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在不确定时期识别投资良机。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社会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意愿的影响探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

通过431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民营企业家认为经济风险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同时,在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风险维度中,环境风险、宗教风险和劳工风险等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且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风险作用日益突显,影响着东道国民众对中资企业的社会信任,从而显著影响着企业的投资意愿。通过模型比较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社会风险不仅通过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高度影响企业海外投资意愿,也通过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影响政府信任和制度信任,从而影响企业海外投资意愿。     

投资非洲的税收风险防范

在"走出去"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活动呈现增长趋势。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税收风险。本文对其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了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对非洲投资税务风险管控措施,企业投资架构的合理选择,运用税收抵免政策规避间接控股下的税收风险,从价值链的角度综合考虑税收成本等。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工程项目风险与防范研究

本文将搜集整理相关的统计数据,阐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直接投资特点,分析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文化风险,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并给出相关建议。     

中国物联网工程产业投资风险管理研究

针对物联网工程产业在国内外的投资现状,对中国物联网工程产业投资中存在的由技术标准带来的风险、产业链规模带来的风险、商业模式带来的风险等诸多投资风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加强统筹规划、积极引导物联网产业投资,大力推广"政府+企业"的投资模式,加大物联网研究应用力度等合理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FDI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自提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全面建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企业一边享受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一边承担着因对外直接投资所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对沿线国家FDI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风险防范路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防范:利比亚危机的启示

利比亚危机给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如何应对政治风险具有案例式的启示作用。文章认为,应加强我国国外投资企业的政治风险评估和政治风险预警,通过制定亏损准备金制度、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和建立完善问责机制等措施规避政治风险,同时妥善处理好政治风险善后问题,化被动为主动。     

百慕大希望成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心

为落实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促进和帮助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与国际化经营,商务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2012年4月18～19日在北京共同主办"第六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促进绿色投资,发展可持续经济"。本届研讨会有助于与会企业代表全面、深入了解跨国投资的相关信息,研究跨国投资的经验,借助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配套政策和服务手段,规避投资风险,进一步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作为第六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我们十分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吸引更多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情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激发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潮。然而,由于缺少对沿线投资国竞争情报的研判和规避,常使一些对外投资存在风险,甚至导致投资失败。文章试图把竞争情报融合到对外投资各个阶段中,提出适用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环境下投资竞争情报模型。该模型在投资的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融入不同的竞争情报需求和约束条件,能系统地弥补投资阶段情报的不足,并为规避风险提供参考框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投资风险及其衡量探究

企业投资是企业进行价值创造、实现企业扩张的必要手段。目前，在非常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很多企业对投资的认识不全面。没有理清投资和收益的关系．造成非理性的过度投资和集中投资．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时识别风险、衡量风险、控制风险，通过风险收益分析来进行相关投资决策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从投资风险的概念出发，介绍了企业投资风险衡量的办法．提出了企业投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对策。     

进一步增强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抗风险能力

近几年随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我国企业也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投资风险。如何化解风险,成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要素。     

企业投资风险主要成因及解决对策

投资是企业经常开展的一项经济活动，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得经济收益。但是，企业获得收益的同时伴随而来的便是投资风险，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进行投资都必须面对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必定会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损害。所以，企业进行投资之前，必须掌握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及风险成因，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文章将对企业投资风险的概念、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可以的控制对策，旨在能够全面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中国OFDI汇率风险研究:基于预期风险与实际波动风险的视角

以2003~2015年174个中国OFDI国家为样本,文章从OFDI投资规模与投资密集度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汇率风险的综合影响。利用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年度汇率离散系数衡量的历史波动率和双边日间汇率构建的实际波动率,构建了汇率预期变化风险、预期波动风险和实际波动风险三个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海外投资实际面临的汇率风险。研究发现,企业最关注东道国的实际波动风险,其显著抑制OFDI投资规模和投资密集度;而汇率预期风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并不统一。根据东道国特征和企业类型分组检验发现,汇率实际波动风险均显著抑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OFDI和投资于国家风险度较高的OFDI;汇率升值总体上并未促使企业进行OFDI,相对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对以出口为目的企业OFDI影响显著,存在"出口引致效应"。此外,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的作用,弱化了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汇率风险顾虑。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项目投资风险的模糊评价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但在对外投资时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投资项目往往出现盈利困难,甚至严重亏损。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结合具体的实例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评价研究——以江浙沪企业为例

该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F-AHP）,基于江浙沪境外投资企业的调研数据,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进行系统评价,并提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应对策略,建议构建国家层面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境外投资风险的监测与预警,提升企业防范国际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