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建设研究——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与借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欠缺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紧密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中国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等。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使用OECD 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2006-2010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6%。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同期中国出口制成品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为美国创造了171万多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复关”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与对策

旅游业在我国虽然是一个新兴产业,但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1992年来华旅游入境人数达3811.61万人次,为1978年180.92万人次的21.07倍,旅游外汇收入39.5亿美元,为1978年2.629亿美元的15.02倍。     

“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与新进展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文献对负利率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及新进展,主要包括负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负利率与资产价格关系,“零利率下限”和“负名义利率”。作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指出了下一步研究可能的方向。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本文研究用于改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对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对这一影响的门槛作用。通过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本文发现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只有越过相应门槛值,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才能给其经济增长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6项制度指标在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时都不存在“门槛效应”。所以,中国OFDI必须注意规避东道国的制度风险。     

双重博弈中的激励与行为——对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理激励不足的一种新解释

本文通过对经理与行政组织的重复性博弈、经理与企业组织的一次性博弈研究 ,提出了国企经理的双重博弈假说 ,指出了行政组织作为强激励主体是导致国企经理在长期关系中出现短期行为的制度性根源 ,以实证数据验证了这种假说。进而给出了在企业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激励资源与权力的政策建议     

技术与制度开放失衡——我国电信业绩效问题的另一种解释

开放条件下的改革使中国电信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在技术开放优先的条件下，中国电信已建立相当先进的网络；另一方面制度开放滞后造成中国电信的绩效与竞争力偏低。中国电信获取竞争优势的路径依赖于对原有制度环境的改造，而制度环境改善的路径只能是与先进的电信体系开放互动。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家庭服务业中存在“吉芬行为”吗 ——来自北京市消费者的调查证据

吉芬商品源于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对爱尔兰土豆市场规律的特殊认识,具体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与其销量呈现正向关系。目前,学界突破了对上述吉芬商品的认识,一些学者用吉芬行为来替代之。迄今为止,学界对吉芬行为的探讨就未中断过,其关键在于缺少现实中存在性的证据。由此,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以北京市消费者的家庭服务雇用行为为例,对吉芬行为存在性进行了探析。结果表明,当额外工作时间比率位于01~03之间时,消费者对家庭服务人员雇用时间会随雇用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即存在着吉芬行为。最后,为了规避家庭服务业中存在的“吉芬陷阱”,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     

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

一、引言用经济学方法重新解释经济史的变迁,已在西方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史是丰富而独特的,可迄今为止的研究却显得单调与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诺斯教授曾在他那本备受推崇的著作（１９８１）的中...     

双重博弈中的激励与行为--对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理激励不足的一种新解释

当前，人们对激励不足影响着国有企业经理作用发挥的看法已成为一种共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企经理的激励不足?无疑，国企经理收入偏低，没有建立年薪制、股权、期权等市场化的长期激励制度等是直接的原因。然而，仅从经理收益角度来回答激励不足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经理产生与激励相互联系的制度基础上寻找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放权让利，使收入分配向经理倾斜，但激励效果依然不甚理想的实践，证明了这种深层次探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