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是否提高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是我国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采用Super-SBM模型估计了2000—2015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绿色发展效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平稳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显著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通过促使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发展效率。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实际上形成提高节能减排效率的倒逼机制,对建设"两型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全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并对比两种情形下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利用Tobit模型计算了环境规制对全国和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会使全要素能源效率值降低,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经历了波动和下降两个阶段,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和收敛性存在差异;(2)经济结构和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但影响效果存在区域差异;(3)环境规制相关变量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其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分为四类(需要加大投入的指标、需要区域差异化的指标、需要完善和优化的指标以及需要审慎选择的指标)。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2005—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模型对我国生态效率水平进行测算,运用Arc GIS软件对其空间分布情况进行探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地域性差异很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水平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了负向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地区生态效率,对外开放水平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     

委托人公平偏好下国企高管的最优激励组合

文章基于国企委托人公平偏好的性质,将公平偏好模型拓展至隐性激励和显性激励并行的环境,研究了国企高管的最优激励组合。结果表明,为了降低高管收入分配不公平给政府带来的效用损失,同时避免因显性薪酬减少引起的效率损失,政府主管部门倾向于用隐性激励来替代显性激励,且用于替代的隐性合约随着这种公平偏好强度的增加而大幅增加。这表明使用隐性合约有利于在兼顾激励效率的基础上缓解政府的社会公平约束。但隐性合约的作用受限于政府主管部门对高管贡献的主观评估能力,评估能力越低,政府薪酬规制政策的效果越差。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会对产业结构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还会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间接影响,科技发展水平、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抑制作用。规范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的投入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镇居民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动态分析与政策研究

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低碳经济为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增加能源的消耗而产生潜在的"反弹",使传统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在深度剖析能源反弹效应的诱发成因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将反弹效应解耦成价格弹性产生的直接效应和收入弹性引起的间接效应,首次对我国居民消费能源反弹效应进行量化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间接效应是导致能源消费反弹效应变化的根本原因,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是刺激能源消费的重要动力。最后在充分考虑反弹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下,指出节能减排应建立以市场为主,政府行政为辅的发展机制。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对上述产业升级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
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智能化如何提高地区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使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制造业存在能耗高、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智能化发展迅猛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现智能能源、智慧能源的目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6年中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研究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得到的结论如下:(1)智能化促进能源效率,即增加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2)随着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加强;(3)环境规制加速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作用;(4)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智能化更加促进能源效率;(5)不同地区智能化对能源效率的作用不同,西部地区智能化的作用最弱,但调节作用最大。政府和企业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完善环境规制和合理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来应用智能化技术,提高能源效率。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政治联系、环境政策实施与企业生产效率

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优化 ——以钢铁产业为例

因其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对其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7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是构建全局网络方向距离系数模型测算钢铁产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观测期内,中国钢铁产业技术效率整体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效率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行政命令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规制的直接效应尚不显著,行政命令型规制在不同空间距离下都体现出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四类环境规制均存在双重门槛,但各类规制的最优强度区间存在差异,体现出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文章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利用1999-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等视角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隐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未来西部地区要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加快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建设,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效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提高西部地区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隐性环境规制的作用;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从而充分激发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诱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