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与收益分配激励效应的三角验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各高校政策激励后期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前期有显著提高。为解析当前高校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中，收益分配政策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实施基于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的三角验证研究策略。通过整合研判与溯因研究发现，以科研人员为主要激励对象的收益分配政策，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效应较弱，根源在于激励环节与转化流程不对应、激励主体与转化主体不匹配以及激励回馈与激励风险不对称3个方面。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度分析与影响因素扎根研究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江苏省32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09-2014年间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效率有显著提高，虽然成果产出是转化的基础，但产出并不必然实现转化，也不能决定转化成效；经济发达且科教资源密集区域高校的成果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地方高校相较985与211高校更具成果转化优势；工科类、综合类与农林类高校间的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显著差异，医药类高校的转化劣势较明显。最后，针对转化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扎根研究，提取出3个核心范畴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国家政策、区域环境与组织行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度分析与影响因素扎根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评价模型对江苏省32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09-2014年间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效率有显著提高,虽然成果产出是转化的基础,但产出并不必然实现转化,也不能决定转化成效;经济发达且科教资源密集区域高校的成果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地方高校相较985与211高校更具成果转化优势;工科类、综合类与农林类高校间的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显著差异,医药类高校的转化劣势较明显。最后,针对转化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扎根研究,提取出3个核心范畴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国家政策、区域环境与组织行为。     

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策略研究

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是提升基层生产力的重要方式。科技服务错位、利益机制缺失是基层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发性障碍因素。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实质上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博弈的过程,表现为各合作主体通过科技成果收益来满足各方利益追求。在分析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Shapley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并提出了基于激励机制、合作管理、投入力度、市场环境以及分配制度的创新策略,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中试环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瓶颈环节,需要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中介等众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以网络化治理理论为基础,将多主体间协同合作对中试效果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运用扎根理论构建涵盖内部激励、外部激励、跨组织激励3个维度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影响因素框架,采用SEM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除合作能力外,3个维度影响因素均得到验证。表明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对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具有促进作用,而跨组织激励则对中试效果提升具有深刻影响。但是,跨组织激励中的合作能力要素对中试效果的影响并未得到验证。最后,从促进多主体协同联动出发,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差异视角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新政颁布并未从根本上改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鉴于此,首先,梳理、归纳出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整合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并收集企业、高校和科研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数据;然后,分析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得出政策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政策不协同导致政策难以具体落实,间接原因是成果与市场对接不力、中试环节缺乏、激励失调;最后,针对我国现行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中试环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也是瓶颈环节,需要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科技中介等众多主体的共同参与。以网络化治理理论为基础,将多主体间协同合作对中试效果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运用扎根理论构建涵盖内部激励、外部激励、跨组织激励3个维度的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影响因素框架,采用SEM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除合作能力外,3个维度影响因素均得到验证。表明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对科技成果转化中试效果具有促进作用,而跨组织激励则对中试效果提升具有深刻影响。但是,跨组织激励中的合作能力要素对中试效果的影响并未得到验证。最后,从促进多主体协同联动出发,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新常态下科技成果当地转化激励政策效果研究

从湖北省实际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湖北省科技成果当地转化的激励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以武汉大学为例,分析了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对其科技成果在湖北当地转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科技成果当地转化的政策建议,为更好地推动“创新湖北”建设,实现中部崛起提供对策。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能够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并从根本上激励成果所有人的转化积极性，具有重要推广意义。但现实中，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推行还存在诸多法律障碍，制度本身亦存在内容不明确、操作不便利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内容及适用主体、对象和方式，并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不断创新和优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     

新政策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通过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出台以来的新政策，结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及主体调研，分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落实过程发现，问题主要表现为新政策与中观层既有政策冲突、新政策缺乏微观层配套细则且落地困难、新政策下一些疑难问题仍难以突破。建议出台中观层、微观层配套政策及细则，加强政策权威解读与宣传，完善相关制度体系。     

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

国内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已开展5年时间,旨在将科技成果部分产权分配给科研人员,通过权利变革改善高校科技创新状况。关于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目前缺乏整体定量评价。运用双重差分法计算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整体影响,进而测算产权结构变化对试点与高校创新效率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因赋权而产生的高校与科研人员共有产权关系没有发挥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而高校与多元主体共有产权关系正向影响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加快构建精准的混合所有制权利配置体系,明晰主体间产权关系,推动高校与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高质量合作,逐步实现试点区域协同管理。     

塞尔维亚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激励政策评析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近几年来科技创新发展速度较快、技术转移成果较多的国家之一,其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相关的激励政策也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塞尔维亚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激励政策在经费筹措和资助、科研成果商业化等诸多方面可圈可点,但仍存在民众信任度不高、资金分配制度不完善、对国际化创新合作的重视不足等问题。本文从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两个方面介绍了塞尔维亚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激励政策的现状、进展,并分析了其相关优势和亮点,同时也指出激励政策存在的一些漏洞,并作为对照,提出了对完善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激励政策的建议。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法律释义及实现路径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是从权属规则设计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国家政策。但现行《合同法》、《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相关规定对政策试点形成制约,弱化了政策实施力度。从法律视角廓清科技成果定义及类型,界定科研人员性质及范围,探寻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的政策目的,并对政策执行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以意定优先为原则修订相关法律,以有利于科研人员的基准进行立法解释,并通过单位与科研人员事前协议、约定职务科技成果归属等路径,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依法赋予科研人员,从而解决法律规定与政策执行冲突,确保政策实施的法律正当性。     

协同创新模式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以2009—2016年中国涉农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协同创新模式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涉农企业本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受前期影响显著,经费质量、人才质量、企业规模以及国有属性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②外向开放式创新模式与创新联盟模式促进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的研发禀赋区间分别是(3.221,3.422］和(3.363,3.438］;③当涉农企业研发禀赋结构不合理时,创新联盟模式与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之间无显著影响;当涉农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低研发经费-高研发人员”区间时,外向开放式创新模式可显著提高涉农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立法视角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规定模式对比研究

职务科技成果权益归属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科技成果的权利性质、权利归属和管理权限划分,是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所在。目前各地区都在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很多地区在地方性法规中对其进行了规定。总结了我国各地法规对于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的规定模式,并对比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势。研究发现：目前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在地方立法中的规定包括原则性规定、奖励一定比例权属份额、分类规定权属、赋予全部或部分权利、单位弃权后科研人员优先取得等5种模式,不同模式各有优劣;即便是同一种模式,在不同地区立法中也有着不一样的解读,对于各地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改革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