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及工资差异分解,探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异质性及内在影响机理。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总体工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随年份推进其影响程度呈逐渐减小趋势,互联网使用显著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随分位点数提升,性别工资总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随年份推进,在相同分位点上性别工资总差异呈逐年缩小趋势,且禀赋特征差异逐渐缩小了中等收入者性别工资总差异。互联网使用对80后群体工资正向影响显著更高,70后群体次之,60后及以上群体相对较低,呈现较明显的年龄异质性。     

互联网使用能否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带来了新的可能.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文章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及偏好对性别工资的影响作用,利用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使用互联网促进了性别工资的增长,并且对于不同婚姻状况、年龄和学历的就业者而言,这种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第二,上网时长与性别工资之间呈"倒U形"关系,并且男性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上网,均对工资有正向影响,而女性在工作场所上网对工资有显著影响;第三,利用网络收发邮件和信息获取能够提高男性工资,但娱乐游戏会减小男性工资,而上网专业学习能够提高女性工资;第四,使用互联网能够减小低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却加大了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据此文章建议,为减小性别工资差距,不仅要强化网络建设和扩大教育培训,增加女性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而且要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升级产业结构,减小职业性别隔离.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重塑行业内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技能-技术”匹配关系和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讨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进步扩大了行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但使整体工资水平趋于上升;(2)技术进步使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缩小,但却扩大了高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3)制造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教育程度、行业内性别偏好、女性精细化能力优势以及低技能工作对体力技能需求下降的方式影响性别工资差距。     

基于教育视角的性别工资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就业的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提升,性别工资差异问题逐渐凸显。基于教育视角分析性别工资差异问题,指出教育是性别工资差异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例如,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使择业机会不同,专业设置的差异获得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技能,高校培养模式的差异引起能力和表现方面的不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促使选择不同的行业和工作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性别工资差异问题的建议:提高女性的教育程度,科学选择学校培养目标及模式,重视女大学生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女性挤入男性集中的行业。     

互联网使用与工资收入差距*——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4—2011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和控制自选择偏差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详细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工资收入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对于拥有高中学历的个体而言,这种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使用基于RIF回归的FFL分解方法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发现,2004—2011年间互联网使用比例的增加降低了整体工资不平等,且使用过互联网的高中学历人员比例增加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的工资差距。同时,互联网使用收益率的下降也有助于降低工资不平等,尤其有助于降低高工资与中等工资收入人群之间的工资差距。因此,普及互联网使用,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比例和普及该群体的高中阶段教育对于抑制不平等的扩大有重要的意义。     

稳增长背景下金融杠杆波动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从宏观金融杠杆的动态角度出发,选取200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了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对经济稳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的金融杠杆率存在着明显的波动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产生的负面冲击更为明显。基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物质资本投资的降低是金融杠杆波动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杠杆的剧烈波动减小了经济增长跨越减缓拐点的可能性,不利于驱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中国实践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

<正>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不仅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在催生与聚合各类创新要素,为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数字经济蓬勃成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既无法系统性地解释数字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更不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逻辑一贯的政策建议。为了促进互联网与数字经济领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提升,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分解——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CGSS2010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Brown等分解方法,考察了所有制不同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男女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部门内工资差异引起的,部门选择不同带来的工资差异不大;性别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略小于可解释的部分,但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歧视仍是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消除对女性的偏见,提升女性自身能力,是缩小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途径.     

中国电子营销发展分析——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探索

电子营销是网络经济下的新兴产物,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无可比拟的活力,也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巨大机遇。文章从中国网络营销出发,探讨了直复营销、关系营销、软营销和网络整合营销等电子营销发展的理论背景,分析讨论了中国电子营销发展现状,结合网络技术发展趋势探讨了C2B电子营销、web3.0电子营销这两种电子营销新趋势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为中国电子营销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产业转移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吗——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经验数据

本文利用西部地区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业转移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研究表明,产业转移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取决于产业转移质量和接收地的产业承接能力.由于西部地区承接的国际产业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域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进而导致区域产业转移显著地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国际产业转移则表现出相反的作用.当考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后,随着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产业承接能力增强,产业转移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但相对于区域产业转移,人力资本积累更能强化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经济差距缩小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来自CSS2017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居民提供服务,首先需要的就是信任.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微观数据,从互联网信任角度检验了互联网信任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信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起到正向显著作用,其信任程度对生活满意度也起到正向显著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然成立并能通过稳健性...     

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互联网的使用增加了家庭收入吗?——来自中国西部的经验数据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使用逐步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为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并可能对收入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中国西部建制镇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育程度、性别、是否是少数民族和年龄后,互联网的使用对家庭收入有着积极的影响.相对看来,有互联网的家庭比没有互联网的家庭的年收入显著高42.7%,而平均看来,家庭中有互联网的家庭收入比没有互联网的家庭的年收入显著高14087.9元.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0²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