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效率——兼论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数限额的规定

利用从股权激励相关公告中手工收集的各企业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数据,通过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效率的总体和动态影响及机制,并分析了企业和股权激励计划特征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通过降低技术类员工的代理成本、提高技术类员工的知识分享及合作与监督、吸引和挽留更多的技术类员工,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其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逐年增强。(2)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不具有研发职业背景以及具有研发职业背景董事占董事会比重更低时,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提高创新效率。(3)股权激励对每个激励对象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属于同一部门的技术类员工激励时也存在因激励对象数量过大导致的“搭便车”现象。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员工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可为完善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企业设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及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核心员工复合式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

文章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核心员工复合式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当股权激励面向单一对象时,高管与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分别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上作用更佳。高管-核心员工复合式股权激励的正向激励效果显著,并且比单一对象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财务冗余与企业成长性对复合式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高管-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是企业良好的制度设计选择;当企业财务资源丰裕、预期发展潜力大,更适宜采用复合式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14年1484家A股上市公司和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24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和高管激励比例两个层面检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既能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也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高管激励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整体呈负相关关系;高管激励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在51%左右。因此,应稳妥深化高管股权激励改革,在全面总结国内外相关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防止股权激励改革的异化发展。对于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逐步提高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以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并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同时,也对核心骨干员工进行了股权激励。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核心骨干股权激励情况的考察,探索了核心骨干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核心骨干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性,没有产生预期效果;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股票期权的影响。此外,不同规模、成长性和性质的企业,股权激励效果也不同。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综述与展望

文章首先根据股利种类和股权激励对象总结了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次，文献评析认为导致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是股权激励对股利是否保护、股利支付指标的选取和理论基础的不同；最后，文章提出采用员工股权激励与高管股权激励之比指标完善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关系研究的设想。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国有企业高管权利对股权激励动机的影响

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高管层极大的权力,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有的制度背景研究股权激励动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为现实中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机制建设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参考意见.     

技术壁垒对国际产业转移及创新效率的影响

技术壁垒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贸易措施。分析了技术壁垒对国际产业转移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建立相应数量模型,采用OLS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技术壁垒等贸易措施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具体影响,并引入创新超效率值（SE-DEA）测算技术壁垒对我国各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最后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试图为我国在合理利用技术壁垒基础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借鉴。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国有资本“举牌”民营企业对企业创新体系的作用机制亟待研究。基于2008-2018年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探讨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根据股东资源理论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发现：国有股权参股显著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最终对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而获取政府补贴和提升创新管理能力是两条中介路径。该结论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机制,为家族企业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新方向。     

基于DEA-Tobit模型的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科技创新效率测度

建筑企业研发不足已成为我国企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的一大障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各地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进步水平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采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3年我国特级资质建筑企业整体发展水平有所上升,但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特级资质建筑企业出现投入冗余、产出亏损。在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检验中发现,人力和财力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资源之间的匹配度很重要。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金融结构、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

技术创新的研发和转化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从创新价值链和创新模式出发,构建金融结构、技术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的规模效率较低,导致研发综合效率和转化综合效率存在“双低”现象。从金融结构来看,存在着最佳的金融结构与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相匹配,使技术创新效率达到最大。从影响机制来看,银行和金融市场存在互补关系,分别匹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从金融结构分工来看,相对于银行来说,金融市场对技术创新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关注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创新性效率的影响,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假设,采用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法计算中国19个代表性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变化趋势,测算其整体创新效率。进一步将创新效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规模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通过观察分解变量值揭示行业差异。结果表明：研发阶段,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行业,行业技术前沿水平上升,行业整体向前沿靠近的程度降低;生产阶段,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行业,行业技术前沿水平下降,行业整体向前沿靠近的程度上升。     

企业行为约束下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的发挥不但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制度设计,还取决于企业投资行为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作为制度驱动,既受到企业自身行为的约束,又与企业内部研发驱动机制相互作用。在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运用随机效应模型,以2009—2013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行为约束下中国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形成的税收补贴通过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研发投资风险,使得企业内部驱动机制对研发支出的积极作用增强;所得税激励政策本身并未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从微观角度收集了2002-2009年6 71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首先采用DEA方法进行分析,发现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央、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上不存在差异,但在纯技术效率上存在差异,且中央＞民营＞地方;然后以技术效率为因变量,以公司内部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因素为自变量,建立T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影响这3种类型企业效率的因素均有高管和普通职工收入差距、高管货币薪酬、高管在职消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规模,而独立董事比例和职工监事比例对它们的效率均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