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绿色信贷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间的问题,即环保部门、银行权利过大,企业承担义务过多,导致绿色信贷政策运行效果不佳,而通过重新界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绿色信贷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相对平衡,以达到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目的。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赤道原则的必要性研究

我国政府针对商业银行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推出了绿色信贷政策，但是绿色信贷政策存在很多不足，例如缺乏可操作性，加上地方政府的限制，导致该政策不能真正规范商业银行的贷款过程。赤道原则是国际上金融机构行业内通行的有效准则，为商业银行的贷款过程提供了一整套可参照的标准。本文就绿色信贷的不足和实施赤道原则的必要性展开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变迁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

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通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从微观层面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抑制了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规模受到负向影响的传导机制；同时，企业会出于创造竞争优势的动机提高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研究结论证明了《指引》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对重污染企业能够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共同助力绿色发展。     

绿色信贷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上,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为研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梳理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分析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基于自治区12个盟市面板数据,对绿色信贷与自治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促进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对不同区域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绿色信贷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分别显现出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作用。最后提出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制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融资机制、强化区域研发能力及技术创新机制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投资

绿色信贷政策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实践,然而其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投资及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评估政策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的环境投资。污染企业会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增加环境投资,试图通过改善环境的行为缓解信贷约束。绿色信贷政策也会改变污染企业的融资结构,不仅显著抑制企业的信贷融资,还会促使企业通过增加非信贷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而这主要体现为股权融资的增加。进一步,本文发现高污染企业非信贷融资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环境投资激励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形成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绿色信贷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及其破解对策

绿色信贷政策是国际银行业通用的一项环保措施,我国2007年已经为此出台相关规定。但是,落实中制约因素比较多。需要从绿色信贷要法治化、进一步建立健全商业银行环保信息系统等方面破解。     

绿色信贷:研究现状及分析

绿色信贷,就是通过信贷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支持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已成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途径之一。绿色信贷实践初步发展,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本文通过研读国内外绿色信贷理论研究文献,从我国制度沿革及研究历程、界定及研究侧重点、国际经验、作用机制及效率分析等方面梳理研究脉络,以期为绿色信贷理论及其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低碳背景下商业银行推进绿色信贷问题研究

经济格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催生碳金融。在此背景下,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推出了针对银行业信贷导向的"绿色信贷政策"。为此,深入研究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环境和困难,探索落实有效途径,对于国内商业银行和中国经济发展完成低碳转型来说意义重大。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运用配置信贷资金的手段来解决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一项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重污染企业参与创新的原因,还为后续深入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债务规模？——基于反事实分析法的政策效果评估

以2008—2022年中国Ａ股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反事实分析法中的PSM-DID模型，从重污染企业债务规模的角度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分析企业异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规模得到显著抑制，政策效果明显，但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国有重污染企业和处于地方政府债务较低的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受到的抑制更强，政策效果相对更好。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启示与建议。     

一个基于简单线性模型的信贷政策有效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当前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下,信贷政策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贷政策的有效性就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刻不容缓急需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一个简单的货币信贷的供求模型对信贷政策有效性进行研究,以期对疏通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渠道、发展和完善信贷市场、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发挥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     

资讯

信贷优化结构总量要微调 央行近日宣布，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小企业、灾后重建的信贷支持。央行强调，控制通货膨胀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当前需要保持必要的总量调控力度，但信贷政策将坚持总量微调与结构优化相结合。     

绿色信贷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要改变经济活动的规范,作为社会资金融通枢纽的银行业也必须做出调整,把履行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格局。2007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切断高耗能、高     

2004年金融形势判断

2003年以来，货币信贷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对此，央行采取了发行央行票据、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收缩”手段。当前贷款快速增长既有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需要这一合理因素，也有地方政府推动、商业银行急于“抓降”等体制性问题。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仍应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以支持经济稳定增长、缓解物价走低。与此同时，应重视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通过鼓励和限制的信贷政策措施，加强信贷结构调整，防止重复建设抬头、降低潜在的金融风险。初步预测，2004年全年广义货币M2增速将达到18．5％左右，狭义货币M1增速将达到18％左右。     

《经济观察网》：政策调整背后的大企业因素

中央最近调整宏观政策基调，从“双防”转为“一保一控”，并且开始部分放松信贷政策，专门安排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宏观政策基调在半年之内就因为形势变化而调整，这是较为罕见的。     

波兰农业信贷政策及启示：基于信贷配给的视角分析

文章从信贷配给理论的视角,分析说明了波兰促进农业发展的信贷政策是一种以推行农业优惠贷款利息补贴为主要方式、农业项目工程为载体、银行机构监督约束为主体、政府信用担保为补充的信贷配额制。借鉴波兰的经验,我国应采取对金融市场信贷配给进行适度干预、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政策体系、注重政府与商韭银行双重信贷的配合使用和加强农业信贷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等措施,积极引导银行资金向农业倾斜,以改变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不利局面。     

培育商业银行授信管理新理念

商业银行授信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从商业银行来看，贷款权和审批权逐步上收后，大部分信贷资金由总、分行在全国全省范围内统一进行规划、统一授信，优化了信贷资源配置和信贷资产结构的调整。实行授信业务后，减少了基层行由于对信贷政策认识偏差，而出现的贷款投向失误和地方性的盲目放款，从而提高了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了信贷风险。     

绿色信贷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以11家股份制银行2009—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在单一银行类别里绿色信贷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绿色信贷有利于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分阶段看，从初期到过渡期，绿色信贷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先正后负；远期绿色信贷对银行经营绩效仍呈正向影响，但由于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正向影响的幅度并不突出，这是导致目前绿色信贷发展不足的原因。     

我国信贷政策的今后走向——"软着陆"

随着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有了好转迹象.其中,宽松的信贷政策功不可没.然而,当前猛增的货币信贷是否合理?今后的信贷政策之路又应如何去走?文章将就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