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阐释了FDI流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时间上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化,1994年之前较之后的抑制作用强度更大;在空间上,FDI对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为负,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为正,而且西部省份要高于中部省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主要源于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影响变化,据此我们提出削减FDI对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基于空间异质性模型研究

本文采用时空同质化的方法将时间维度纳入地理空间来构建三维时空矩阵,并从空间异质性的角度考察我国各个省域的外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及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产出水平、FDI等经济行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导致环境污染在时间、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FDI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断增强并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产出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普遍存在N型曲线关系,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顺利跨越EKC良性转折点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可以实现双赢吗

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趋势。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就业技能结构来实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具有异质性,清洁行业快于污染密集行业到达U形曲线拐点。研究结论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偏低,要实现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赢,需要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工业行业尽早达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拐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及政策启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间各省数据,对1993年～2009年、2002年～2009年、1993年～2001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主要发生在2002年～2009年,由于1993年～2001年与2002年～2009年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效应不同而相互抵消,1993年～2009年间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掩盖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份额的影响。进一步以2002年～2009年间数据,对东、中和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份额的影响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并且可能会呈现倒U型趋势,即先上升后下降。因此,我们应降低外贸依存度,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引导力度,从而逐步提高劳动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对市场效率改进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关注,文章主要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揭示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析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不同类型企业交易成本;而行政审批改革使产业的变动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文章的研究在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企业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结合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及推动企业利用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现实背景,考察了债券融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债券融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并且在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模型、考虑RZ分析框架、控制高阶固定效应、利用工具变量法以及通过短期融资券推出的外生冲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融资可以通过降低整体债务成本和发挥溢出效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继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侵蚀利润"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结论。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券融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深化对债券融资作用的认识、理解劳动收入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引起国内众多学者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整理,形成文献综述,以期对此问题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劳动力异质性与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分析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经济政策,也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议题。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欠佳,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要素贡献与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劳动的价格由其边际产出决定,劳动所得比重取决于其边际产出和投入数量,这不仅是生产达到最优经济效果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评价劳动报酬占比是否合理的标准。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看,我国实际的劳动报酬占比低于劳动对产出的贡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资本深化虽然有助于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但是由于较低的利率扩大了资本的使用规模,这使得资本深化对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此外,劳资力量对比、经济波动对劳动报酬具有显著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实际劳动报酬占比偏离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严重,而是呈现出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特征,这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要么在较高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从较低水平上快速上升直到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典型特征不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非典型特征。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则和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有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     

就业增长、投资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本文通过生产函数和联立方程模型,发现在非农就业增长、投资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报酬,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促进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保证了非农就业的持续增长。我们通常把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高投资率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并给予特殊关注,但是,本文所揭示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特征,也表明高投资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不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它们是非农就业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虽然恶化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却是中国经济模式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论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影响

FDI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其净效应非常复杂,既与FDI的进入方式有关,也与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劳动力质量等因素有关。尽管FDI对我国就业的总体贡献并不突出,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FDI的就业效应比较明显,其贡献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FDI在增加国内就业的同时,还促进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与市场化配置、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和薪资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依赖跨国公司培养我国的企业家是不现实的,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才是我国企业家培养的主要途径。     

我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并运用1996-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一个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巨大就业压力、不断提高的劳均资本和人力资本、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该结果对不同的模型设置和样本选择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就业压力和劳均资本对劳动分配比例的负面影响在低发展水平组更大.     

Measur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measur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oor 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national account data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self-employed—whose labor income is hard to capture—account for a major share of the workforce and often work in the informal sector render its computation difficult. Consequently, measuring the labor share requires assumptions. I consult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account data to gain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self-employed in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inal data set covers about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90 to 2011. The data suggest that the finding of declining labor shares of previous studies also applies to the sample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Furthermore, I fi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 about one-half in size and hence less than the standard “two-thirds” in economic literature.     

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文章在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假设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论是: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彼此对外市场开放相互依赖;由于落后地区总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棒—棒均衡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外资企业控股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为例

从政治经济学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对我国合资项目的控股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方对外资企业控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外资技术等的溢出效应,政府引资行为类似于一种能产生溢出效应的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引资决策者和公众相比存在偏好差异,随着引资决策集中程度的提高,政府主观公共品租金的增加会导致过度引资现象。在政府合资的非利润动机下,外国投资者最大程度地抽取合资企业的利润,使得合资企业的利润为零。本文还结合一个外资市场进入博弈讨论了中方控股的条件,认为中方控股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我国低价格的人力资本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则能缓解中方控股带来的效率损耗,使得中方控股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