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

FDI流入流出时中国经济产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制造业领域,FDI流入流出促进了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但与利用外资促进技术进步的愿景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这一背景下研究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则可以为中国促进FDI作用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则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FDI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基于1999—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9—2009年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和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通过横向和前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进一步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发现FDI横向溢出效应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不显著;前向关联效应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更为明显;后向关联仅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横向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FDI流入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FDI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已成为引进外资的根本任务。本文在阐述FDI技术溢出途径的基础上,从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立场上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制定引资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吸收FDI对港台地区的挤出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FDI流入量的决策模型,根据1984-2005年美国对中国和香港、台湾的FDI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大陆的FDI流入没有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造成挤出效应。相反,中国每年的FDI流入反而促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吸引外资的流入。根据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中国的FDI流入与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之间存在单身的格兰杰因果效应,也就是说,中国的FDI流入确实是导致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中国的FDI流入与中国香港的FDI流入量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与金融监管——外商直接投资和“热钱”的实证对比

通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热钱"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的数据发现,FDI的流入压低了汇率、增加了居民的储蓄,从而增加了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银行体系和金融系统得以良好运作,"热钱"的流入则相反。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流入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的流出次之,而"热钱"的流入不利于金融系统的发展。货币政策宽松、法律系统完善和执法强度高也有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FDI和银行这一外资流入渠道有助于金融体系的发展,银行体系需要更多的监管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率。建议我国重点引进FDI,适当监控"热钱";给予银行系统更多的权限和独立性;加强对银行的审核,统一评价银行系统稳定性指标;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9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性服务FDI溢出效应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但对外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大于对内资制造业的影响;外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促进内资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不成立;人均资本、产权制度可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制造业产出结构不合理,高产值并不意味着高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利用FDI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利用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离我们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拟就利用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提高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效应。     

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影响FDI流入的新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探讨,分析出流入到中国的FDI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现有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进行了创造性的虚拟化处理,深入剖析FDI流入与外商投资优惠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内陆省份,都能够显著影响FDI的流入,但是对沿海FDI的流入的作用不显著,甚至呈现负相关性;中国的产业政策虽然都能够正面影响FDI的流入,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以前影响FDI的主要因素如货运总量的作用已经开始减弱,甚至在全国范围和内陆省份来看,货运量对FDI的流入是呈负作用的。     

西部引资六要素

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效益分析中可以看出,FDI的流入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要明显大于西部地区。对于西部来讲,应当以其丰富的自然和劳动力资源为切入点,通过吸引和合理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     

疫情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疫情对FDI的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疫情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疫情是否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和疫情常态化下我国FDI流入恢复的支撑因素等。断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各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属于中短期效应,疫情并没有导致影响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因素发生本质变化,且各样本省市FDI流入受疫情影响不同、恢复快慢也不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显示,FDI流入在样本省市均具有较强的惯性,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江西FDI流入受经济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和上海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应更多地考虑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此外基础设施对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FDI流入量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我国的宏观数据来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增加,在接下来的年度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理论上讲,FDI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供给量及外汇储备、国内投资、国际贸易、汇率和技术进步等传导机制,本文将运用ADF检验、协整分析、ECM模型、脉冲分析等计量方法,着手分析我国FDI流入量对通货膨胀的长期、短期、静态及动态影响作用,寻求FDI流入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的贡献程度。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全国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1983-2010年的全国总体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无论长短期内均会抑制FDI流入,而经济增长会促进FDI流入;汇率和经济增长为外商直接投资单向的Granger原因,而工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对1990-2010年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最小,其影响程度远小于平均水平;工资上涨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最小;经济增长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平均水平,而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小于平均水平。     

国际收支非均衡增长及其内在的被动调整压力

在负债类项目中，造成储备增加最大的项目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FDI)。1996—2003年，每年流入的FDI在E400亿美元到550亿美元之间。如果扣除资本金撤出等流出资金，到2003年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约为474ML美元，约占GDP的40％。持续大规模的FDI流入不仅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对国际收支均衡发展带来新的挑战。FDI虽然属于长期资本的流入，但FDI也是一种负债，由负债项下导致的巨额储备增长最终将转化为国际收支被动调整的压力。     

当前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政策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人民币汇率、劳动工资成本、利率水平以及产品外销比例、汇率制度变迁等开始成为影响FDI流入我国的重要因素,特别是1994年汇改短期内对FDI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来看会导致FDI流入微量减少,人民币升值形成的财富效应总体上有利于FDI流入,其他因素如工资、利率上升产生的成本传导机制对FDI流入具有阻碍作用.据此,当前应通过稳定汇率或适度升值、进一步扩大出口以及稳定工资、利率涨幅来促进FDI流入.     

FDI对我国沿海各省制造业发展的绩效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区域比较视角

本文应用DEA方法中的CCR模型与CCGSS模型对我国沿海各省制造业的发展从样本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方面进行效率值的测度,得出我国FDI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各地区制造业FDI的效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条件等投资环境的影响等结论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分析

1991年以来,随着印度引资政策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最具吸引力的FDI东道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是印度FDI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汇率频繁波动、平均税率较高则阻碍了FDI流入印度。     

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和对策分析

从2002年开始,中国非FDI资本流入和"错误与遗漏"账户一改过去十多年的运行模式,由负转正."错误与遗漏"账户数值为正一般被用来解释国家监控之外的大部分资本流入.非FDI和"错误与遗漏"账户两项正值则可以明确地显示出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投机性资本的偷偷流入.本文主要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流入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3年,中国的服务业FDI流入金额达614.51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FDI总流量的一半,占中国FDI总量的52.3%,说明中国吸引FDI结构也已开始向服务业倾斜。本文根据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服务业FDI流入的特点,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相关指数和影响机制的分析。     

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运用GARCH模型分析了实际汇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对我国FDI流入有正效应,即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会增加FDI流入;而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我国FDI流入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即实际汇率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FDI流入减少。虽然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但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重要的是确保汇率在合适的范围内波动,减少不确定性,以免对FDI的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