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扮绿”农村——温岭农合行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记事

近年来,浙江温岭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农合行）着力调整信贷结构,大力扶持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业等低碳经济项目建设,将信贷资金逐渐向低耗能、低污染和低排放等企业倾斜,并对全市生态示范村建设、沼气池建设、太阳能设备安装和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等开辟了信贷绿色通道,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低碳经济的发展。     

以科技创生产——亚林所林木育种与培育研究室描出绿色未来

亚林所林木育种与培育研究室是我省林木育种的主要研究力量,有育种研究技术人员40余人,建立了用材树种(周志春研究员团队)、生态树种(陈益泰研究员团队)、观赏植物(李纪元研究员团队)、林木种质资源(姜景民研究员团队)4个创新团队,其中有研究员4名,博士生导师3人,长期致力于浙江省及我国南方重要速生丰产用材树种、珍贵用材树种、生态树种     

银行服务农村经济绿色发展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广东农行绿色金融业务的调研

绿色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金融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近年来快速健康发展的绿色金融业务进行调研,本文总结出其主要经验是完善管理体系、开展精准营销、创新绿色产品和严格管控风险,也发现其工作中仍存在思想认识不够统一、对国家政策制度掌握不够精准、银行政策产品适应性不足、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尚需完善等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转变思想观念、优化政策体系、优化业务结构、加强产品创新、加强资源保障、加强风险管控等建议。     

“未来乡村”的余杭实践与探索——以黄湖镇青山村为例

文章以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为研究对象,聚焦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以期通过分析青山村“未来乡村”发展模式及相关做法,为全国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进行有益探索,也为新时代贯彻“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提供借鉴样板。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投向定位与实践路径选择

地方公共财支出的投向定位和实践路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方略能否顺利实现.我国地方政府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发挥公共财政支出的积极保障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目前地方财政支出与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支农工程的投入力度、重点保障基层政府财力建设等方面,定位支出投向、优化路径选择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建设绿色矿山 促进循环经济——灵宝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探索与实践

在发展矿业循环经济的大背景下,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积极建设绿色矿山,促进矿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河南省灵宝市作为全国重要的金矿主产区,建设绿色矿山的重点是:渣堆综合整治、矿区河道清理疏通、尾矿库综合治理和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矿区绿化植被恢复、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复垦等.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坚持以下发展思路:一是保护环境,走"绿色矿业"之路;三是加强治理,做到达标排放;三是集约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打造绿色自然的温室之家——太仓市民人谷农业生态园的实践与探索

江苏省太仓市民人谷生态园占地2000多亩,总投资6亿多元。是一个集农业种植、农业展览、农业科技、生态休闲及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都市农业园,是展示世界民俗特色的农业博览园,是当前长三角地区较具影响力的生态农业园。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偿模式的分析、比较与选择——基于甘肃省的实践调研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偿模式关乎该制度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或者同行政区域内实践中存在的几种补偿模式各有特点和利弊.目前,在欠发达地区筹资水平与受益水平都比较低的前提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充分考虑参合农民的意愿,选择"住院统筹十大额门诊补偿"模式适合甘肃省及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实际情况.     

商业保险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江苏政策性农险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商业保险作为农村经济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发挥重要作用。商业保险参与政策性农险的方式和程度主要受到区域客观禀赋、政府政策目标和组织机构比较优势等因素的影响。江苏省主要采用联办共保和委托代办模式开办政策性农险,在这两种模式中商业保险在风险、激励与约束、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均有差异。从效率和激励效果来看,联办共保模式应是较优选择。商业保险在参与政策性农险时必须处理好分散农业系统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难题。     

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内在动力——基于微观主体实践与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分析

全面推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既是破解当前农业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途径,也是源头保障国家粮食供给安全、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江苏省708份微观农业生产者实地调查数据,本文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收益感知与成本感知对生产者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并基于似无相关回归(SUR)模型探究外部结构性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收益、经济收益、心理收益三个方面的收益感知为绿色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市场导向对经济成本感知与绿色生产转型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激励政策、引导政策、约束政策分别在不同收益感知和成本感知的影响效应中起到了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生产经营类型和区域条件下,生产者绿色生产转型的内在动力存在一定差异。     

“双评价”：空间规划决策的科学性跃迁 ——岳文泽《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理论与实践》评介

研究目的：阐明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的有限理性选择,总结其实践效用,提出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双评价”的现实挑战与应对路径,揭示“双评价”从定量评价到规划决策科学性跃迁的逻辑。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肩负着提升规划决策科学性的使命;（2）“双评价”在不同尺度和不同决策需求中应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发挥对规划决策方案的先验性量化支撑作用;（3）“双评价”在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面对不同需求角度下需要持续创新以提升其应用价值。研究结论：“双评价”的进步意义在于实现定量评价到规划决策的科学性跃迁,其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支撑作用体现在为国土空间的组织、协调、统筹提供科学依据,直接服务于不同尺度、不同需求的意志和价值在国土空间上的映射。     

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的两级遴选机制与群体分化——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公共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一定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既表现为转移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拥有,也表现为特定区域的选择;在农村劳动力沉淀于城市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遴选机制更为显著;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部分群体的社会分化在悄悄发生。     

提升我国农业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和实践——评《农业转型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由四川农业大学漆雁斌教授团队出版的《农业转型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是一本系统研究我国当前农业转型发展重要理论问题与重大应用问题紧密结合的创新力作,符合中央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精神。本书基于"研究进展-概念界定-动力机制-基本路径-制度安排"的完整逻辑,界定了农业转型发展是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制度对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服务体系进行优化重构,转型方向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是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逆向思考 顺势而为——泾河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

泾河村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西部中心地段,村域面积2.3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得益于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昆山市良好发展环境的辐射影响,大力实施富民强村工程,全村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村级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已形成工业、商业、房产业与服务业同步发展的产业格局,     

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应用——理论机理、发展实践与政策启示

区块链是大数据时代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的数字技术之一。本文结合区块链技术的功能和特征,从理论上分析了区块链技术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内在机理,系统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在驱动农产品供应链发展方面的作用及国际实践现状。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可有效解决农产品供应链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食品质量安全、农村金融及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但是由于农产品供应链系统的复杂性及区块链技术应用条件的不成熟,区块链技术得到全面的推广和应用尚需要一定时间。然而,发达国家目前正利用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加快区块链农产品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供应链、价值链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中国应加快构建数智化现代农产品供应链安全体系,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时把握全球数字农产品供应链的主动权。     

集体林权改革的目标选择与制度设计——基于广东“均股均利”改革模式的理论和实践

公平与效率的消长及平衡一直是制度变革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作为林业大省和经济大省的广东,在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没有推行以耕者有其山为目标的均山制改革模式,而是设计了均股均利的创新制度安排。本文研究认为,无论是从目标选择还是改革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均呈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特征。     

增减挂钩政策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中的实践与探讨——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缓解了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阐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中实施的成效,分析了在增减挂钩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赋权实践逻辑——基于晋江市华洲村与围头村的案例研究

在中央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以股份合作制为形式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重要的制度组成。该制度基于产权理论设计出从农民个体、经济组织到社区共同体的多层次赋权链条,包括赋予农民个体集体股权权能,激活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权能,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参与和结构完善培育社区共同体的治理能力。沿海城市晋江作为国家试点,是在中央的制度框架下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是在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两个村庄却呈现出不同于制度设计、差异化的赋权过程。华洲村在改革中重视农民个体的民主赋权过程,而围头村则更关注经济组织的赋权发展效用,同时改革前后两村的社区治理能力均无明显变化。研究结论是制度设定的多层次赋权链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内在张力,特别是在农民个体与经济组织两个赋权层次之间。于是,各村往往会基于自身的社会情境进行适应性调适,在村社既有的群体产权认知与精英能动性的相互作用中塑造出特定的赋权形态。因而建议各地政府在改革制度设计时为基层自主决策留存空间,同时注重对村庄精英的吸纳和对村民产权认知的培养。     

实践逻辑与功能启示:乡村治理创新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基于浙江省长兴县“诚信指数”建设的思考

讲诚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相比较而言,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治理逻辑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浙江省长兴县高度重视运用诚信建设推进乡村治理,把诚信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和乡村治理创新的有力抓手,用诚信涵养善治乡村。文章旨在通过长兴县创新实施“诚信指数”建设,进一步为乡村振兴战略拓展治理路径和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