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估算了1995—2009年期间我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从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的角度,对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系数,分析其具体影响,并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情况看,各省的碳排放均来自第二产业和燃煤;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变化和碳排放系数变化对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测算及分解分析

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LA),测算1993~2007年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以1993年为基年,对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其中2007年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人均碳排放量的三倍。(2)研究期间,人均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居民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是拉动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2003~2007年碳排放强度起到正效应;居民消费结构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到一定作用。     

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影响因素及脱钩效益分析——基于LMDI模型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广西2006—2015年土地整治碳排放量,运用LMDI模型分解土地整治碳排放影响因素,并结合脱钩弹性量化模型对经济增长和土地整治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分析。结果为:(1)2006—2015年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8.12%。(2)能耗强度、工料碳排放强度、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土地整治碳排放增加起促进作用,其累计效应值分别为31.616万吨、13.469万吨、4.855万吨和2.023万吨;工料强度和耕地规模对土地整治碳排放增加起抑制作用,其累计效应值分别为-11.412万吨和-4.384万吨。(3)工料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能源强度脱钩弹性和经济规模脱钩弹性是影响广西经济增长与土地整治碳排放脱钩的重要因素,其累计贡献率分别为77.67%、16.0%和6.19%。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土地整治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波动幅度较大,尚不稳定,不利于二者的可持续发展。     

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减碳机制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论文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驱动浙江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明确碳排放控制的主要领域。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增加有负向驱动作用。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最大,但2000年后人口规模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规模扩大成为碳排放量的主要增长因素。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最大,能源结构的贡献率较低。基于此,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城镇发展转型、提高能源管理效率等具有针对性的减碳对策。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江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MDI分解法

文章运用LMDI的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增量分解成碳排放效率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效率效应,并且综合考虑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分析结果显示:2012—2016年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促使江西省碳排放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规模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效应也对减排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居民消费的能源消费强度效应为增加碳排放。所以江西省要发展低碳经济、打造"江西样板"需要结合江西发展现状从优化产业结构、对人均GDP计算加入环境因素、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入手。     

人口因素对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对比研究

文章估算了2009—2013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农村和城乡总体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并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人口相关因素对于城镇、农村不同层面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城镇、农村不同层面下,人口因素对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城镇地区的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影响最大,弹性系数为0.618 2,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率、户规模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负向、负向作用,性别比为非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口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弹性系数为0.609 4,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老龄化率、性别比、户规模分别是非显著的负向、负向、正向作用。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1980—2009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冲击效应和贡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受其他变量的冲击均表现为正效应;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冲击对碳排放的影响微弱,而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强而持续,且前期波动剧烈但后期平稳;受碳排放的影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累积冲击效应为负,而且正负冲击效应交替出现。     

开放经济条件下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LMDI技术对陕西省2006—2016年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并依据DPSIR脱钩模型对该产业碳排放脱钩效应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济产出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增加起到拉动作用,而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效率对碳排放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且能源结构的优化作用高于能源效率提升带来的碳排放减少;此外,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表现出一定的脱钩效应,且在"十二五"期间脱钩效应存在着强弱转变。据此,文章提出应该从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从而促进陕西省低碳物流的发展。     

河南省碳排放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基于EKC和VAR模型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3年的宏观统计数据,首先运用EKC分析了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的特点,然后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对能源强度、实际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冲击效应和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的发展曲线大体上并不呈"N"型或倒"U"型,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河南省的能源强度对其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建议以促进河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陕西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与启示

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计算了2005—2014年陕西省37个主要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运用LMDI方法建立了陕西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陕西省工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产业经济规模,其他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源效率、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促进节能减排,以减少陕西省工业碳排放量。     

长江经济带建设下江苏省工业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视角研究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问题,以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运用IPCC清单法测算了2000—2015年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量,并构建了基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的碳排放恒等式,结合LMDI分解法,对2000—2015年江苏省碳排放的工业层面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江苏省工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增速减缓,单位能耗下降速度快于人均碳排放上升速度;经济规模是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能源强度是有效抑制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经济结构效应对于工业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由正到负;能源结构因素对于工业碳排放贡献率微弱,碳减排潜力有待发挥。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区域协同、东西互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工业生态发展新思路。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碳源—碳汇模型,测算并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2007—2017年土地利用的碳收支量,并在此基础上应用LMDI分解模型与Tapio脱钩模型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的净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9.79%;(2)经济发展水平与建设用地规模是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增长的正效应因素,碳排放强度与土地利用效率是抑制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增长的负效应因素;(3)10年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除2009—2010年、2015—2016年呈现扩展连接外,其余年份处于弱脱钩状态。最后,从碳减排与碳增汇视角提出土地低碳利用的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12种能源消费量数据,较全面地测算了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四大类效应,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测算了各类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远超过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的负向驱动效应。本文同时测算出浙江已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阶段,但仍处于碳排放强度高峰迈向人均碳排放量高峰的阶段。为缩短不同碳排放高峰的跨越时间,降低高峰峰值,本文提出了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产业部门视角的城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利用中国国家和省市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平衡表统计城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结果显示,首先,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是主体;其次,城镇交通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潜力巨大,城镇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稳定;再次,城镇工业、建筑和交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中国30省市的面板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都有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相同,工业影响最大,交通业和建筑业也有显著影响。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城乡居民家庭碳排放研究——以陕西为例

为把握城乡居民各种口径碳排放的变动趋势,借鉴IPCC推荐方法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别测算2005—2017年陕西省居民家庭各种口径的碳排放量,发现陕西城镇家庭各口径碳排放量均高于农村家庭;为分析引起城乡居民家庭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总量变动的深层原因,借鉴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LMDI)模型,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户数效应、家庭规模效应、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结构等表征家庭异质性的变量对城乡家庭直接及间接碳排放总量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驱动或负向驱动效应,并根据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控制家庭碳排放量提出政策建议。     

上海市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测算与分解分析

依据IPCC清单指南报告,以能源消耗为对象,测算2000—2010年上海市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能源消费碳排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①交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能源强度的下降起主要作用。能源结构对促进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②交通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其中人口数量和人均GDP始终表现为正效应,起促进作用;能源强度除2004年外均表现为负效应,起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始终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有重要作用。     

基于LMDI-PDA-MMI分解法的我国产业体系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将MMI引入至LMDI和PDA分解分析框架内,发展了一个更全面的分解分析方法,命名为LMDI-PDA-MMI分解法。利用该方法分解了2000—2017年产业体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电力燃气行业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分别为53.48%和28.38%,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贡献率仅有16.78%。(2)经济规模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高达154.09%,其他增加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总贡献率仅有2.38%;能源强度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为-51.10%,其余减少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总贡献率为-5.37%。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LMDl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几类因素对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化主要由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结构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现阶段应根据各地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政策,包括：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降低区域能源强度、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效应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

采用1994—2014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在金融发展方面,金融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明显;而金融效率与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技术进步方面,广义技术水平的发展增加了碳排放量,资本体现式技术、能源利用技术和环境技术水平的发展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环境技术水平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都大于能源利用技术和广义技术水平。同时可以得出,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的引致性作用对碳减排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