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提升——基于质量阶梯理论的微观检验北大核心CSSCI

贸易自由化下关税降低竞争加剧时,中间品进口的增加会有利于出口质量的提升。质量阶梯高的企业会因为竞争加剧,一方面激发自主创新动力,另一方面匹配、吸收与模仿中间品进口技术从而提高出口质量。但是质量阶梯低的企业会因为研发沉没成本以及创新的沮丧效应而无法有效吸收进口中间品技术。本文对企业出口质量阶梯理论进行检验,发现离技术前沿最近的企业才会在关税下降时提高出口质量,大部分企业的出口质量会因此而降低。中间品进口能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大、质量增加、技术外溢效应等渠道提高企业的出口质量。其中,中间品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提升的效应显著性最差,质量阶梯最低组企业中间品规模越大出口质量反而下降;中间品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提升效应最稳定,而中间品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质量提升效果差异性最大。同时,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出口规模越小,出口质量越高。     

中间品进口结构对最终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间品进口结构如何影响最终品出口结构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解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出口数据,对中间品贸易、最终品贸易两者间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在引力方程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间品进口、最终品出口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在中国中间品贸易模式中,中间品中半成品进口和零配件进口主要拉动最终资本品出口,中间品中初级产品进口主要带动最终消费品出口,中国从出口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向出口高技术含量最终资本品转移。这说明中国正逐步以高附加值产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以实现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内收入分配

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加剧了企业内收入分配不平等,且对不同所有制、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利润激励效应加剧了企业内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在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内收入分配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增加均能够缓解中间品进口导致的企业内收入分配不平等。本文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并为政府部门实施缩小收入差距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动态与劳动力需求——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综合运用Kernel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从进入和退出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中间品进口动态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退出中间品进口市场对其劳动力需求的影响通常表现为显著的、滞后一年的负效应,而与之相反的进入行为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则表现为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这两种影响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在程度上具有渐进性。进一步比较还发现,企业退出中间品进口市场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小于企业的进入行为。有鉴于此,给予企业中间品进口动态以足够的重视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现实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贸易信贷、产品多样性与企业中间品进口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研数据,采用赫克曼两阶段选择模型从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实证考察贸易信贷对企业中间品进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信贷显著促进企业对中间品进口的选择和中间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且在产品多样化、小企业份额大、成长机会高及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中,作用效果更大。分样本结果说明,相比于未能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那些因本身资信良好从而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如生产率等方面的领先,而贸易信贷对其促进作用也因此更明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对进口行为影响的分析结论表明,金融服务发展水平越高,贸易信贷更能有效促进企业中间品进口。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     

企业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变化与中国企业出口

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和EIU数据库的宏观数据,分析企业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变化和波动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且探讨汇率变化、汇率波动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联合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则有显著的负向冲击。人民币汇率变化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以及汇率波动和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上市公司中生产率更高的出口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化和汇率波动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经济空间集聚与企业生产率

将触及国际市场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依托于国内本土市场的经济空间集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国内经济空间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有效驱动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中国加入WTO所引致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会强化经济空间集聚所释放的生产率效应.经济空间集聚不仅能直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还能增强企业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中汲取的生产率溢出效应.(2)完备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够直接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而且能通过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空间集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使企业获益.(3)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经济空间集聚的交互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出口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4)将经济空间集聚具体解构为三种外部性来源后发现,经济空间集聚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生产率提升的强化效应,主要是通过人物知识这三条路径来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引导国内经济空间集聚,以统筹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企业内部治理、外部优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异质性理论的微观数据考察

本文基于异质性理论,提出了企业出口竞争的内外部优势来源,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样本通过OLS和Tobit给出样本期（2004～2009）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素估计;研究发现除了生产率（TFP）,以债务率和运营成本体现的企业治理绩效成为影响企业出口能力的显著因素;传统的区位优势和新型的服务性要素（金融中介）优势共同成为出口企业比较优势的来源,出口企业对税收政策较为敏感。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边际与贸易条件——基于中国1996—2009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测度了1996-2009年中国制造行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与三组"精确贸易条件",从产品种类变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更精确地反映真实贸易条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精确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有积极作用,深度边际则反之。(2)广度边际对"低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大,对"高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小。(3)在中高技术行业,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的正面影响大于中低技术行业。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能改善微观绩效吗——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并购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有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微观绩效的差异,发现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大中型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但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FDI态度更加友善、制度水平高于母国时,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最后特别关注了跨国并购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再次验证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客观评价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销售与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本文利用PageRank算法,纳入出口产品质量,刻画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并在整合多方微观数据库资源的基础上,检验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销售模式转型对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销售转型对提升企业的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化销售模式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市场广度和出口强度促进了企业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数字化销售模式对小规模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贸易网络范围小的企业的影响效果尤其明显。     

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的中国纺织品出口产品质量的实证研究

首先突破传统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假设,将出口产品质量纳入异质性的表现之中,从而增强该理论工具与中国纺织品贸易现实的契合度;此外,在扩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出口产品质量参数内生化,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同时还发现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产品“低端锁定”的原因;最后,在扩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前提下,利用中国纺织品1992—2012年对10个国家出口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进口国的收入、进口国的规模、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以及FDI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质量升级活动,进而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角度指导了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出口策略、国际生产和国际融资等决策。     

服务分工升级、需求偏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服务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从需求偏好的视角入手,验证了服务分工对企业出口的重要影响。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影响机制：一方面,在出口市场,如果企业产品内服务分工较多,则会捆绑品质更高的附属服务,影响客户的需求偏好,最终提高客户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产品内服务分工细化,会降低服务投入中间品的价格,进而提高企业出口绩效。为了检验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使用2000—2014年企业与贸易微观数据,刻画了我国的服务分工,度量了企业出口附加服务的品质。结果表明,服务分工提高1%,产品出口额将提高0.555%～1.326%,服务分工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进一步地,尝试构建其他国家的国际服务分工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克服了经验分析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服务分工提高1%,需求偏好转移1.082%～1.397%,同时服务投入成本提高会抑制服务分工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服务分工不仅提高了附属服务品质,影响需求偏好,还降低了服务投入成本,最终促进企业出口。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规模较大、产品替代性较高、出口目的地与我国接壤、出口目的地不属于OECD国家等特征,会扩大服务分工对企业出口绩效的边际作用。在充分考虑样本阈值、样本选择问题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