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规模、支出分权和收入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的动态影响

以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国家主导型"理论为基础,从供给视角出发研究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问题,得出以下结论:长期来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的扩大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短期来说,以上变量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短期有很强的惯性增长的趋势.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本文首先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并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其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进一步考察发现,如果就财政支出而言,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0.0%;但是,如果把对象扩大到公共支出领域,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7.9%.而实际上2004年的财政支出规模为20.8%,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然没有达到最优,我国当前增加财政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支持力度还应当继续.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并反映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将拥挤效应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得出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据此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的结论。研究表明在不同条件下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适度有序的进行。     

政府规模、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0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规模存在差异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本文将政府规模作为门限变量,结合我国2004-2011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政府规模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当政府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建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转化。     

论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

迄今为止,关于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中国1998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的政府规模、寻租以及经济增长进行检验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行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政府规模的大小对寻租行为有部分的负效应。针对这一结果,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电子政务:信息化的切入点

政府行政形态的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一个函数,政府主要的服务重点应该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电子政务是推动信息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现实增长点,电子政务的发展也能够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论税收的必要性

税收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有不同的意义。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职能的扩大意味着政府需要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其行使各项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因此,税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其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莞市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研究

招商引资是新形势下各地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外资规模的扩大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成绩与政绩挂钩，使招商引资活动开展得过多过滥，并且不讲经济效益，使政府陷入了恶性循环中。以东莞市为例，就如何在招商引资中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作用、如何扩大招商引资进行了探讨。     

国债替代税收更有利于可持续经济增长

面对全球性经济不景气，减税应成为我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财政政策，减税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常规方式。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财政支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资具有生产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如果今后增加教育、科研、卫生等支出,优化投资结构,增加基础设施等制约经济增长瓶径等方面的投资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消费与经济负增长相关,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消费规模已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如行政机构人员过多等问题,政府应该结合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削减财政消费规模。本文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出一些建议。     

上海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六大特点分析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政府引进来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持续扩大。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它利用国际资本和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的机遇,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有效地引入外资。随着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加上巨大的市场潜力,上海市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步扩大。2005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8.50亿美元,同2004年相比增长4.7%,2006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1.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     

为什么“普遍性减税”就那么难

阅读：《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刊登卫志民的文章说，面对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减税应该成为我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和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财政政策以外，减税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常规方式。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起到刺激民间消费的作用。     

中国经济态势、问题与发展方向探究

认为2013年中国前三季度的超预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府下半年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指出政府出台过度刺激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应该以对外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转型;在此过程中,环境保护优于经济增长,这是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并提倡发展新型能源,鼓励群众参与监督环境的治理。     

论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西部地方政府行政创新

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角度而言,东、中、西部区域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西部地区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影响因素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其中地方政府行政的创新能力则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要进一步增进地方经济发展绩效,除了走资源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之路外,还要注重政府创新力的培养与挖掘.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应该集中于加速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整合行政流程、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替代等方面.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成因与对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目前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已经明显呈现出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态势。行政管理支出庞大,造成财政吃紧,影响了经济建设、国防及文教等支出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成为制约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强机构改革、降低行政成本已经刻不容缓。     

论区域经济发展与中国西部地方政府行政创新

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角度而言,东、中、西部区域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西部地区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影响因素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其中地方政府行政的创新能力则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要进一步增进地方经济发展绩效,除了走资源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之路外,还要注重政府创新力的培养与挖掘.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应该集中于加速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整合行政流程、管理手段和方式的替代等方面.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和谐行政关系构建

和谐行政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地方自主权限的扩大、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中不和谐因素的表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理想的和谐行政目标,以及行政和谐的路径选择。     

山东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山东省1980-2009年数据,通过构建VAR和VEC模型,对山东省的人均GDP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变化、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就业规模扩大和就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短期内,产业结构和就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呈非同步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路径初探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是世界各国政府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高居不下,而且呈较快增长趋势。政府行政成本日趋膨胀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应该加强政府行政成本管理,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增长,使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美国金融危机及应对策略

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在于金融风险内生力量和外部环境两个因素,其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应该在扩大投资、促进国内消费、扩大政府支出、继续促进出口等方面,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同时要继续注重环境与生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