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FDI地区差异因素分析

由于各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环境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的严重不均衡现象。通过地区差异的理论研究结果以及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差异的主要因素。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措施,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以促使FDI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资本的趋利性和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基于成本收益角度的分析

文章首先对比分析了FDI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布差异;接着从资本趋利性的角度重点对FDI投资于东部和中西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和中西部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FDI投资于中西部的成本高,而收益低;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改善FDI分布现状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7年间28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影响FDI的流入,但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中国FDI的行业空间分布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日渐广泛,由于进入各地的FDI行业不同,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进入中国FDI的行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分析FDI的行业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首先用区位商分析FDI的行业相对空间分布,即各行业FDI投资项目在各省市的集中程度;然后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一定时段内各省市FDI投资项目的行业变化进行计算,得出各省市FDI投资项目产业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效果指数,通过分析认为：直接外资重点分布的东部沿海虽然在吸引FDI方面具较强竞争力,但这一地区FDI的结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东部沿海FDI项目结构亟街改变,投资于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业已近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进入的FDI额少,项目少,因而FDI投资结构对目前其吸引FDI的能力并无太大影响。并简单谈到具有空间差异的FDI行业分布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地级城市的经验数据

制度是有效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2004-2008年288个地级城市的新进FDI,我们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法改革对FDI在我国各城市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税率下降城市相比,税率提高地区税改后流入的FDI增量有显著减少;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各城市发现,中部地区上述所得税政策效果显著,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所得税优惠减少程度越大的城市,FDI增量减少程度越大;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得税优惠程度的减少引起FDI增量减少显著,而东部不显著。结论支持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税收信号传递理论,所得税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影响着FDI投资地点的选择,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缩小了中西部区域内各城市间FDI投入差距。     

我国FDI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及其地理溢出程度的经验研究

依据企业选址理论,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29个省FDI的区域分布的区位条件进行了经验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各地区的经济总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累积的FDI和开放程度等区位条件是决定FDI区域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哑变量的作用却不显著。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国FDI区域分布的空间依存性的存在,并对我国FDI省际区域地理溢出的程度进行了估计;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有关各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吸引更多FDI的政策建议。     

FDI进入对我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从区域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FDI对地区资本的影响。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地区竞争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会引起地区资本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先流入(FDI进入的地区)后流出的过程。借鉴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实证方程中引入FDI的空间滞后项,实证的结果支持了模型得到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进入地区存在挤出效应,FDI的进入导致了地区资本从我国西部流向东部,从而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看我国的人口流动

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大规模跨省区的人口流动.尽管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很多,但当前引起我国区域间人口流动的主因素乃是经济因素,经济利益是激发人口流动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地区间、城乡间差距拉大,使得人口迅速以较大规模由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因此,要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我国人口流动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对力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为了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但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收敛和实现地区财政均等化方面其效果如何,文章试图从一种新的视角加以分析与诠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动,改变了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总扶养比,进而影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西部地区总扶养比高于东部地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相对力度反而低于东部地区。文章最后提出将地区人口负担差异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分析体系,通过增加中央财政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和提高地区财政帮扶的实效性。     

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模型分析了1995～2002年中国178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区位选择因素和聚集效应,并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四个城市组群的FDI区位选择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说明:从全国来看,人均GDP、土地成本、聚集效应、交通状况和教育水平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各有不同,突出表现在:聚集效应在环渤海地区不显著;工资成本已经开始对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分布产生影响,但在其他地区仍不显著;教育水平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影响显著,但在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制度变迁

本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简称FDI)和制度变迁的分析表明，二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我国中西部地区应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进而以FDI的流入推动制度变迁，实现制度变迁和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均衡发展。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城镇化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城镇化质量。在此背景下,本文测度、分析我国及各省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并基于城镇化率和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比较探讨我国及各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结果发现:一是我国正经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但人口由中部向东部流动比由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更为明显。二是人口流动使得流入省和流出省的城镇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在人口流出大省和流入大省表现尤为突出。三是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迅速增长,各地普遍存在着城镇化率高于其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状况,且有持续增长趋势,即各地存在许多没有非农户籍的人口,这部分人无法享受城镇化福利和待遇,这与城镇化的实质相悖,我国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FDI对海南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8-2013年数据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海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在分析海南省吸收FDI和经济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了FDI对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研究表明:FDI作为投资,促进了资本形成,直接促进了海南省经济增长.而且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影响着海南省经济增长.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与FDI之间构成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海南省实际利用FDI每增1％,就会带动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72％.要继续扩大利用FDI的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好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技术创新外溢的实证研究

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各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对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受到地区差异、所有制结构、市场规模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在实践中,我们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各地区国有企业改革,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竞争,提升FDI对中国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我国东部、中西部及周边国家FDI区位优势比较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周边国家越南、印度的投资环境比较,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FDI区位优势,提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更好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FDI转移,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化解就业压力。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FDI流入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地区经济差距问题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亦然如此。文章重点研究外资区域分布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利用三大区域面板数据对地区经济差距与FDI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确实是引起我国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的原因之一,FDI在各区域的分布不平衡又加剧了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在各区域内部,FDI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各省间经济难以实现协调发展。回归结果说明,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时不可忽视FDI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要与引资政策相结合。     

FDI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基于卫星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检验

城市郊区化是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郊区化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FDI 作为各个地方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重要力量,其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形态塑造作用却被忽视了。文章基于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假设,将FDI 因素纳入分析城市郊区化的框架,通过全球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 人口分布数据和中国行政区域矢量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市辖区层面的郊区化指数和蔓延指数,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检验了FDI 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FDI 是促进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关键因素,FDI 占GDP 的比重每提高1%,我国城市郊区化的水平会相应地提高0.1%;(2)由于FDI 在我国存在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因此其对不同区域的城市郊区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外资进入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发展,但外资进入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各地方政府应格外关注FDI 可能带来的城市低密度蔓延现象,并检视自身的城市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