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合理投资规模

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局部调整模型且从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视角,以及运用自适应预期模型且从预期经济增长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合理投资规模。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两个不同的投资率,即局部调整投资率和自适应预期投资率;并分析了实际投资率、局部调整投资率和自适应预期投资率的关系,从而得出经济转型过程中自适应预期投资率、局部调整投资率分别是合理投资率的上、下限的结论。据此,提出宏观投资调控的目标是使实际投资率位于合理的投资规模区间内,以实现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国"十一五"期间仍需保持较高投资率的思考

国际经验表明,高投资率对应的是经济高增长,但过高的投资率会給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投资率一直持续高位,"十一五"期间是否要降低投资率?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明确提出了我国"十一五"期间仍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并运用指标推算法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投资率的的合理区间.针对目前投资率低下的现状,对"十一五"期间如何提高投资效率,提出了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     

我国"十一五"期间投资率的合理区间

确定某时期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最理想的方法是首先确定合理投资率的具体数值,然后综合考虑宏观经济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变化情况,进而确定投资率变化的区间,即找出投资率指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确定合理投资率的具体数值,大体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经验借鉴法,由于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只是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时采用;第二种是指标计算法,根据若干相关指标的关系计算合理投资率。根据笔者的试算,因该方法计算合理投资率在有的年份与实际结果相差较大,在应用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指标推算法来确定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具体方法是:首先确…     

我国高投资率的成因分析

本文从国内、国际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投资率的成因,并探讨了价格因素对投资率的影响。主要结论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并存是我国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特点;全球实证的结果是储蓄率高的国家,投资率未必就高,但外贸顺差一般相应较高;我国投资率变动与非农产业发展或言城市化进程似的关系较之工业化进程更为紧密;进口投资品是影响我国高投资率的重要外部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口占GDP比重的大幅提高,有条件支撑比改革开放初期高得多的投资率;投资率变动与进口总额及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占GDP比重变动有较高的相似性;投资价格涨幅若高于消费价格涨幅较多,对投资率产生的实际影响也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改造投资规模的实证分析

适度的技术改造投资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对1978年以来的技术改造投资规模的变动分析、绩效分析以及对优化投资率的推导和“十五”期间规模预测表明,技术改造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率,在目前总投资率较高的条件下,提高技术改造投资率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实现。     

转型期中国投资率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实证分析表明,转型期中国投资率偏高且波动明显,因此,要健全政府投资决策和项目法人约束机制,严格实施市场准入标准,控制信贷风险合理引导消费,从而保持适度的投资率。     

我国高投资率问题的若干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依靠高投资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就业面的扩大。但也应看到高投资率所形成的问题和潜伏着的危机。该文从高投资率的表现入手,分析了政府、私人和外商投资三方面的成因,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抑制中国高投资率的建议。     

中国应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之路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些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已经     

碳密度与投资率的因果关系——对中国1980～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4万亿元巨额投资计划出台,碳密度的反弹也随之见诸报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1980～2009年投资率和碳密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投资率和碳密度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投资率是碳密度的格兰杰原因。最后从我国的投资现状出发,提出展望与建议。     

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中国实业投资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而宽松政策和刺激措施似乎都没有明显改善投资状况,实业投资率下降成为亟需解释之谜。本文以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获利占比日益上升作为金融化特征的切入点,对我国实业投资率下降现象进行诠释。本文首先构建金融化环境下的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模型,然后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并弱化了货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同时,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错配也抑制实业投资,且这种抑制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