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完善、公民意识的觉醒,我国政府规制的低效率、高成本问题日益凸显,因而对政府规制的重新认识和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在开辟对政府规制一种新认识角度的同时,揭示我国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并在对问题了解的基础上,思考当下如何完善我国政府规制。     

消费认知、政府规制与中国食品安全--一个综述及其引申

尽管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众多,但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仍无法脱离基本的供需矛盾。本文从有效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认知和政府规制为两条主线对相关前沿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将其纳入到一个基本的供需分析框架中。通过文献研究发现,频发食品安全事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产物,而消费认知的偏误以及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对食品安全市场的有效供给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不能仅着眼于对供给的约束,如何提振有效需求则更有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和规制效果。对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目前仍主要停留在一种概述性、工具性的研究阶段或某一领域的经验性研究,关于食品安全经济的内在价值和深度机理性研究还十分缺乏。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对策研究

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被提升到影响国家公共安全的第一大危险因素的战略地位,是政府公共管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政府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和执政为民的职责所系。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实践经验,力求探索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具体对策措施。     

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法的理论研究

本文运用CBA法分析了规制成本、规制收益的内容及计量方法,构建了DEA规制成本模型及收益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提出帕累托最优的规制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线。最后,总结了规制评估局部均衡分析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法的适用环境。     

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规制措施——基于规制经济学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大家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也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食品市场的安全状况与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密切相关。为了提高食品市场的安全,有必要对食品市场的特征以及食品安全规制的原因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采取更加合理的规制政策,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本文首先描述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然后根据政府规制原因的理论,具体分析了食品安全规制的原因,并结合食品市场和食品分类的特征,提出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的规制措施,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政府规制研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渐成为整个社会乃至世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计,大到整个国家的民生保障,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进行反思和改进,改善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将会是当今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管理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缺陷,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和建议,努力建立一套完善、全面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论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规制

企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层面达成一种共识,企业社会责任使得企业仅追求利润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企业必须在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社会大众舆论、理论界、政府规制也正在形成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强有力约束。在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型的新时期,政府在这次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必将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着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食品安全规制主体行为博弈：基于政府网络的考量

文章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研究了在不同的激励约束条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间的行为博弈。文章试图针对网络经济的整体趋势,将政府规制在政府网络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在确定政府规制网络架构的前提下,明确政府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责任,分析政府的规制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观测到地方政府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规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观测到地方规制部门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以及地方规制部门加强食品安全规制的概率,这些是影响地方规制部门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文章针对政府规制部门提出了确保食品安全并提高规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美国食品安全规制风险分析的启示

为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倡导的,以风险分析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规制在当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方法。美国的食品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把风险分析作为食品安全规制的基础,从而确保了政府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美国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规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食品安全事件谈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和使命是延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火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频发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却充分暴露出当前我国企业整体法律和道德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缺失的严重社会现象.     

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的质量规制研究

保障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保护国人生命健康、提高国人生活质量、促进食品贸易甚至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在分析食品安全的质量规制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的政府质量规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质量规制机制：食品企业市场主体准入的质量规制、规范食品企业市场秩序的质量规制、市场退出的质量规制。     

政府规制与社会协商的版权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私人市场失灵和政府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版权保护法律的运行机制存在着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再到二者均衡合作的法律商谈机制的逻辑过程.版权合作保护的出发点是对公共权益和私人权益进行均衡保护.这种均衡保护机制主要着眼点在于:实行政府规制主导下的法律商谈机制,并且合理界定版权保护的范围和有效期.     

中国食品安全规制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我国食品生产商和规制者的博弈行为,博弈的均衡结果是规制者和厂商进行合谋,进而使得食品市场的信用环境遭到破坏,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声誉模型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解决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论文在此分析的逻辑框架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食品安全规制必要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食品的品质具有隐蔽性,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交易的负内部性或负外部性,从而使市场失灵;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普通法制度的阻吓效果会被削弱。应创造监管职能,并且将这些职能赋予特定国家机关而非法庭,是对不完备法律引起的威慑失灵问题做出的回应。由特定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实施规制,是对市场和法庭的必要补充。     

食品安全规制必要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食品的品质具有隐蔽性,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交易的负内部性或负外部性,从而使市场失灵;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普通法制度的阻吓效果会被削弱。应创造监管职能,并且将这些职能赋予特定国家机关而非法庭,是对不完备法律引起的威慑失灵问题做出的回应。由特定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实施规制,是对市场和法庭的必要补充。     

新增食品厂商、监管规制与食品安全

基于不完全信息理论下责任制度分析框架,从规制者、原有食品厂商、新增食品厂商和消费者的四方博弈出发,逐步分解模型中多方博弈主体的行为、收益以及最优食品安全水平下的约束条件和均衡解。研究发现：政府在把握规制的度的情况下,食品厂商类别、规制次数对于政府客观公正的监管规制无影响。提高不同食品厂商的食品合格率是增加消费者满意度、支付意愿以及食品消费规模的关键举措。同时,保障政府监管和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是四方博弈主体收益增加的前提。原有食品厂商和新增食品厂商之间在食品价格、食品质量以及消费者期望效用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     

食品安全的需求、供给与规制研究新进展

食品安全特性的均衡水平是由市场各方的力量博弈决定的,因而,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其有效化解也迫切需要经济学分析的支持。国外关于食品安全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的研究内容更是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文章从需求、供给和规制三个层面,对国外食品安全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发现近期的研究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重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二是重视对企业控制措施和政府规制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三是重视对公共规制之外的其他规制制度安排的研究。     

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研究综述

本文从我国公用事业改革进程中的政府规制出发,以政府规制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从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的含义、理论基础、类型及措施方面对其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归纳.这对于厘清我国公用事业领域政府规制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规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风险规制模式构建与界限分析

风险社会的现实趋向促使社会治理模式革新,基于功能主义的需求,政府的风险规制已经深入广泛的社会领域,并由此产生诸多弊端。近年来公共领域的相关风险事实可以作为分析范本,以明晰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缓和路径。同时,规制缓和与政府责任扩张不可避免且矛盾地共存,除了程序主义的过程性制约以外,规制活动的正当性与界限问题也同样需要重视。     

提高违法成本 保障食品安全

在中国制奶业引发一场海啸的三鹿奶粉事件绝非一场偶然,为有效保障食品安全,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企业违法成本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本文从三鹿奶粉案件的成本—收益分析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拟从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角度,提出提高企业违法成本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