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与中国旅游学人的历史使命

在金融危机和甲型流感的双重持续影响下,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内旅游和从未停止过增长的出境旅游,都显示出中国庞大而坚实的国民旅游市场基础,并为我们赢得了全球第一的国内旅游市场、世界第四大入境旅游目的地以及亚太地区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的地位.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为中国旅游研究出谋划策（三）——旅游研究方法的要求、规范与意义

旅游学的独立地位必然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上，要发展中国的旅游研究，研究方法是不能忽略的方面。我们认为，初具独立性的旅游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5种要求与规范：     

基于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的旅游法构建思考

国家对旅游产业性质认识的突破和跨越,意味着我国旅游业发展正在融入国家战略体系,但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国还没有旅游基本法,这与旅游业的发展规模极不相称。为此,笔者就我国旅游立法问题谈几点看法     

从旅游学的研究角度看旅游高等教育

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 ,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被进一步关注 ,而旅游行业本身的特点 ,对旅游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要求。本文着重从旅游学的研究角度 ,包括理论方面和研究现状 ,尤其是旅游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分支和学科成熟度等方面作了分析 ,提出对旅游学研究的把握是旅游高等教育安排中要深入考量的因素     

旅游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

一、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必然性研究旅游的学者大多或多或少地关注过旅游发展对于区域文化的影响,克瑞斯·瑞恩（ChrisRyan,2010）的《游憩旅游学》、     

立法克制:旅游基本法制定之我见

旅游法从国家旅游主管部门1982年着手起草时算起，来来回回数易其稿，已近30年了，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法出来”。为何出现这种尴尬局面？旅游法定位不明、内容不清、与其他法律界线模糊，应是无法说服决策部门把旅游法提上立法议程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立法克制”是旅游立法取得突破的必由之路，旅游法起草者必须放弃通过立法跑马圈地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旅游学科核心体系的思考

旅游学科发展至今,国际和国内旅游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都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公认的学科核心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目前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导向色彩,忽视了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研究,其片面性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的构建需要将环境、社会问题纳入框架的核心。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审视,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从发生学、系统观视角来讨论旅游学的核心,尝试建立旅游学科的框架体系。从发生学角度看,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其中,既包括旅游者活动,也包括旅游供给方的各项活动,可将其归纳为旅游经济系统、旅游环境系统和旅游社会系统。与此对应,以旅游活动为核心的旅游学科体系也应该以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社会学三者并重的方式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应考虑旅游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社会关系和环境影响,也应考虑把其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研究对其他子系统的影响。     

中国旅游研究的多维视野--对国内与国外相关文献的评述

本文通过对大量英文和中文文献的检索和分析，以几个重要的主题作为阐述的基本框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本土学者、外国学者以及旅居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旅游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并对旅游研究过程中所呈现的基本趋势进行了讨论。通过这个分析，使国内同行得以一窥中国旅游问题在世界旅游论坛上被关注的程度，以及了解中国旅游研究与国外旅游研究的差别。本文提供的大量英文文献，也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线索。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奥运与旅游（二）：奥运与旅游：国家营销的一种新理念

历届奥运会的经验表明，在奥运综合效应中，旅游行业受益最直接、最显著。举办奥运会，特别能有力地提升国家形象、吸引国际目光，是发展旅游业的巨大引擎。中国推广“奥运一旅游”，可按照以下思路展开：     

强化国家义务之《旅游法》立法理念创新——基于公民旅游权保障视角

我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国家)背景下,立法在规制国家与公民关系时,以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关系为指针,立法者将侧重点放在国家权力规范设计上,突出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今天,随着以人为本法治理念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正取代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公民权利保障制度设计上必然走出传统的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关系理念,采取替代性公民基本权利-国家义务关系理念。2013年4月通过的《旅游法》作为综合性法律,适应新形势要求,全面规范了国家尊重、保护、促进公民旅游权之义务,呈现了规制公民-国家关系之国家义务强化趋势。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我们时代的休闲与旅游（四）——休闲、旅游及其相关概念之辨析

休闲、旅游及其相关概念是休闲学与旅游学研究的理论基石。而目前国内对于休闲、旅游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不仅没有统一，而且还相当混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休闲学与旅游学的健康发展。有关研究指出，一个学科之所以迟迟不能达到规范化，其研究水平之所以很难提高，至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学科基础的方法论落后。要想提高学科研究的理论分析水平，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8）。鉴于此，笔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试图对休闲、旅游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就教于大方。     

旅游立法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30年，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旅游业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但是论及旅游立法，虽有《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饭店星级的评定与划分》、《旅游安全管理办法》、《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等旅游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众多的地方性法规，业内人士总是抱怨没有一部旅游基本法，     

中国旅游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中国旅游研究正面临思想和理论创新滞后的窘境,对旅游哲学和方法论的忽视是主要原因。旅游研究的哲学困境有其历史根源,方法论层面缺乏深刻省思和批判争鸣是其关键原因。当前,中国旅游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过度和三个缺失:研究主题过度政策和行业导向,研究范式过度实证主义倾向;对旅游问题的社会根源反思缺失,旅游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缺失,旅游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缺失。需要对旅游、旅游业和旅游研究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将旅游所涉及三个基本层面:个体性、社会性和经济性进行统合思考。基于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以及旅游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重构旅游研究理论的路径有三个:首先,必须唤醒学科的理论意识,并重塑旅游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其次,需要注重旅游思想史研究,并鼓励方法论争鸣,形成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谱系;最后,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转化,推进旅游、旅游业与旅游研究的辩证统一,实现精神的自由、社会的交流和学术的独立。     

小议地方旅游法规的繁荣与国家旅游法规体系的滞后

中国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旅游业发展经济体.然而,像中国旅游业这样一个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至今没有一部系统完善的全国性法律进行规范和保护,这与其在国民经济中长期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对此,笔者想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出境旅游（二）——出境旅游的消费异化：现象、原因与解决途径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届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将达1亿人次。在短短不到30年,我国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与地区数量、出境人数、出境旅游消费都呈现规模化增长,特别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消费能力,更使目的地国家刮目相看。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总体消费涨幅远远大于客源规模涨幅。     

旅游立法是社会立法而不是行业立法

一、从旅游纠纷解决难的现象说起 随着广大旅游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类旅游纠纷也在不断增多,对旅游纠纷的解决大体上是通过3种途径:①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自行协商解决;②通过各级旅游局所设的纠纷受理机构调解或行政裁决;③通过法院的诉讼程序解决.其中,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两个突出困难:其一,受理机构在解决纠纷时经常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因此,只能采用一种变通的办法,即通过比附援引,寻找一个与案情最相接近的法律规定作为纠纷解决的依据.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我们时代的休闲与旅游（一）：与休闲比较视野下的旅游

韦尔（Will Durant）在教了15年康德哲学后，通过写作脍炙人口的《哲学简史》才弄清楚康德的意思。笔者作为一个旅游学的教师，是通过5年《休闲学》课程来深化对旅游的认识的。就好像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不断扩展一样，对于旅游学者来说，如果不理解休闲，他对旅游也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想做点交代，笔者是经济管理学科出身，这种背景在旅游学界较少，因此笔者对旅游与休闲的理解有所不同。对于笔者来说，旅游专业学生的就业与继续深造、旅游学的利益与地位，比旅游者的需求和行为重要得多，旅游业应该作为有自己产品、技术和领域的创造者和引领者的部门，而不应该是手无寸铁、无立锥之地的依附者和迎合者的部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不解之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010年上海世博会旅游发展潜力的效应分析

本文从世博会的基本情况入手，首先对20lO年上海世博会的潜力效应、增量效应、洲际和洲内竞争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从管理体制、市场运作、会展立法、人力资源等说明了上海世博会的负面效应，针对此提出了解决对策。     

权利本位、国家义务与《旅游法(草案)》

权利本位—国家义务的对应结构,是现代社会国家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结构模式.不仅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要贯彻和体现权利本位并对应国家义务,部门法、行业法也是如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草案)》(以下简称《旅游法(草案)》,就比较好地贯彻了权利本位—国家义务的对应思想,成为此次立法的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