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新型治理多元主体的探索

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通过分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在中国农村逐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启动时期乡镇政权的建立、村民自治推进时期乡镇政权的发展、村民自治深入发展时期乡镇政权的建设这三个阶段。历史证明,“乡政村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公民权和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逻辑定位与实践指向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范畴,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欠发达农村地区受制于区域位置、人力资源流失、生态资源沉淀等困境,其乡村治理现代化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呈现出互嵌式发展。山西省X村的蜕变之路昭示了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于此,从结构现代化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从制度现代化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部治理,从资源现代化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素治理,从模式现代化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联合治理,是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遵循。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营性治理：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研究，提出“经营性治理”这一解释框架，以揭示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实践背后的组织逻辑。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多重嵌入性决定了其发展不能仅强调经济收益，还要建立一套经营性的治理机制，以此来熨平附着在村社资源之上的各类制度关系，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政治和社会基础。在“经营性治理”的实践中，村治主体通过关系治理、整合经营权和股份制来推动村社资源的内部整合与外部交易，这不仅提高了村社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提升了村社治理能力，促进了共同富裕。为此，地方政府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要重视非经济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治理机制。     

关于加快福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三农”工作时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决策,按照中共福建省委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的要求,近一段时期,我到县、乡、村调研,同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交流,与专家、企业家座谈,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加快福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了一些思考。     

增长抑或发展：我国财政扶持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财政资源不断注入，村集体经济仅仅是表面的经营性收入增长，还是有效提高了发展质量？文章基于201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扶持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扶持有效提高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1)财政扶持显著提高了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性”，经营性收入、经营收益、经营性支出和扩大再生产投入均有显著增长，同时全国范围内的“空壳村”数量也得以显著减少。(2)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扶持通过对村集体经济“经济性”的重塑，也间接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社会性”的发展。但中介效应占比26.66%，说明当前“社会性”的重塑仍主要源于财政扶持，内生的乡村治理模式尚未完全建立。(3)不同地区财政扶持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制度供给探要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治理现代化又被赋予了新的逻辑内涵和目标要求。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存在治理观念落后、“三治融合”困难、治理主体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探究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和相应制度供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解决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应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完善“三治融合”新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精准定位各党政机关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模式的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模式经历了多次变迁,这与国家的建设发展密不可分,并服从于国家的建设发展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村民自治组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自主地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形成"乡政村治"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村级治理出现危机,国家通过减除农业税这一政策简政放权,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村治模式成为历史的必然。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公共资源管理机制探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农村集体“三资”是村里最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关系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治理的有效性。近年来,绍兴在成功推行“夏履程序”、“八郑规程”等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基础上,重点深化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山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强调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农村经济，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山西省以大抓基层为导向，积极探索以党建引领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比如，并村共享模式、校村共建模式、休闲康养模式等，在不断提升农村经济规模和效益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农民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的转型逻辑与治理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的现代化转型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发展“集体共富”的中国道路。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是包含市场化、规模化、组织化等三层结构的系统综合体,具有增进农民致富本领、农民致富机会、农民致富信念的积极效应。农村集体“三资”需遵循“分类转型”的逻辑,朝着“混合经营-联村抱团-党建引领”的改革方向发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农村集体“三资”分别采取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产权治理,构建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提升集体经济的经营效率;对集体资源性资产进行有效的公共治理,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中介,实现规模化的资源整合;党建引领集体公益性资产的价值观治理方向,以“党建+”治理格局,强化集体经济公益性的服务功能。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挑战及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回应的是“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议题,是对乡村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再次定位。梳理已有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路径的理论研究,较多聚焦农民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等方面,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的关注度不够。而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助推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中扮演关键角色,亟需理论与实际上的重视关注。因此,文章重点探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路径与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乡政新论

乡政是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分,它上接国家,下联农民,在政治输出和政治输入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者既不赞成虚化乡政甚或撤销乡政,也不主张将乡政建设为一级完全的政权组织。乡政的未来改革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政,而在于顺应现代治理的要求进行民主转型,即在县乡政权之间进行制度化分权改革,进一步增强乡政的相对自主性或独立性,实行有限的“乡政自治”。     

农村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原因及对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了从人民公社向“乡政村治”体制转变。在这一体制上的变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弱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农村基层政权权威下降，直接影响着农村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探讨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导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冲破藩篱?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阶段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进路主要表现在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上，通过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实现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在现实图景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着行政权力的“偏离”与“越位”、治理制度的“虚置”与“空转”、区域分化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以及专业人才的“留不住”与“引不进”问题，应从促进政府职能转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施政经分离，构建市场化的现代治理体系；激发动力，增强集体经济的造血能力以及通过外引内培，构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引擎等方面整体谋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新路径。     

中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共治探究

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乡村生态破坏加剧，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基层政府、企业单位、乡村居民作为主要治理主体，存在着治理意识淡薄和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的治理状态，这就要求治理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权责作用，构建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结构，不断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治理主体格局。在乡村生态治理过程中，认识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共治逻辑不仅要明晰治理主体间是利益共同体，还要通过人与自然互为主体性来把握人与自然也是利益共同体，让中国乡村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小农户再组织化的治理之道: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

小农户组织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为目标的系统治理工程。集体统摄下立足小农户本位的再组织化通过产权、关系与合约三重治理机制共同作用，反映了乡村发展的一般逻辑，有助于农业农村走向全面现代化。基于实践检验，发现了产权、关系和合约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互动机理，不仅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还有助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和治理理论。总之，“集体统摄+小农户本位”下国家资源嵌入与社会资本介入，有助于培育和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结构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政社分设后,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名义上属于集体,但法律对集体产权具体归属界定模糊.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乡村政府.乡村政府对集体资产负盈不负亏,乡村政府是集体资产盈利时的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集体资产亏损时的所有者.在这种产权结构下,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效率,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建立独立的产权清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即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产权所有者农民的利益.     

农村“政经分离”改革的收入效应——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的证据

“政经分离”改革是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举措。文章利用2021年江苏省2 090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使用2SLS模型分析了“政经分离”改革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政经分离”改革整体上提高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发现,“政经分离”改革能够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和促进产业发展来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经分离”存在着“马太效应”：中高收入村实行“政经分离”的增收效果显著,而低收入村增收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县财政支农力度和村财务监督制度能够显著提升“政经分离”改革效果。研究结论深化了“政经分离”改革影响村集体经济的认识,这不仅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还为优化“政经分离”改革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