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如何缓解信贷配给——基于信息生产能力视角的分析

传统金融模式无法根治信息不对称,因此不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配给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成为小微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本文基于信息生产能力视角对信贷配给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修正了经典S-W模型的“技术给定”假设,认为金融机构具备信息生产能力、能够区别不同风险水平的借款人,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金融机构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其最优贷款利率越高、预期收益越高。随后,将数字金融因素纳入修正的S-W模型,进一步证明了金融机构在使用数字金融技术后,贷款供给量会随着最优贷款利率的提高而增加,从而缓解因逆向选择而导致的小微企业信贷配给问题。本研究为数字金融的普惠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提供了一个解释,并深化了信贷配给理论的认识。     

信用评级能缓解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配给吗?——基于全国10省农户借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受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对不同的信贷配给类型,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了供给型和自我实施型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研究还发现信用评级对风险型和未借贷型信贷配给没有影响。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正规信贷获得?——来自CHFS的证据

2016年G20峰会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结合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Pr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获得,该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支付渠道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特性尤其显著,主要是提高了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先加强移动支付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欠发达的状况。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以温州为例

文章通过对温州民间金融利率波动的实证研究,表明民间利率水平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主体对正规金融信贷调控的回应。正规金融的信贷资金供给、利率政策、寻租行为和信贷结构的调整都对民间金融利率波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该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民间金融利率在更加合理的范围波动;要给民间金融必要的制度空间,发挥民间金融利率的有效机制,避免政府直接干预。     

金融发展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只考察了资本因素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并没有把金融发展因素纳入其中进行分析,而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均衡城乡金融发展。     

我国城乡二元金融与二元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利用1978²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二元金融与二元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保持向农业、农村领域适度的金融资源倾斜配置、防止农村金融抑制,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良性转换。为此,要统筹城乡金融改革,同步推进城乡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改革,并通过"保水于田"、"强制回流"、"控制流出"等综合措施,确保适度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领域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金融科技与金融结构变化：基于信贷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的赋能可以促进不同融资模式下的融资者信用等级分层;金融科技通过赋能信贷模式,推动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方向发展,但金融体系内部对金融科技的赋能有双向调节和对冲功能,可以抑制金融科技“新中介”与技术改进后的“再中介”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与分化,促进金融体系协同发展;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赋能的着力点在强、弱政府组织力国家中有显著差异。为促进金融科技与金融体系深度融合,银行部门要推进金融科技在提升信贷审批精准度、降低不良贷款率方面的应用,加强金融科技对银行信贷的赋能。     

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在理论剖析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3年中国2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OLS回归方法对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发展和非正规金融发展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也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分位点,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而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的影响未发生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我国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我国是一个金融抑制的国家,信贷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银行信贷和非正规金融信贷两种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采用Chow分割点检验,研究了我国30年来银行信贷对经济贡献的阶段性差异;接着研究了GDP与银行信贷、GDP与非正规金融信贷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并采用了非嵌套假设检验模型比较银行正规信贷和非正规金融对我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基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令人担忧。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较为突出的因素。本文借助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的分析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     

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我国3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利用31省市2003-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Moran’I指数和散点图进行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其次,通过建立SLM、SEM和SDM三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都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更为显著;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空间变量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本文采用了2011年-2020年陕西省面板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结合,剖析前两者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概括地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此,要加快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科学发展方向,加强数字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度量及变动趋势——基于区域层面城乡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运用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0)和秦尔指数(GE1)对1978-2010年我国省际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和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进行了全面测度,并运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在省际、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之间都是表现得极为明显的,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非均衡状态还会继续存在.在此基础上,文末就实现城乡金融均衡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知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财务脆弱问题不断凸显,居民如何利用金融知识应对财务脆弱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为了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金融知识社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家庭创业三个渠道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家庭中,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探寻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全面理解金融知识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