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引入互联网因素

借助2008-2014年中国内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引入互联网发展变量,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和经济总量皆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经金融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后期成为推动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与地区开放程度对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期初;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存在滞后性。本文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金融集聚的动因出发,提出了促进区域金融集聚的建议,以求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引入互联网因素北大核心

借助2008-2014年中国内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引入互联网发展变量,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和经济总量皆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经金融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后期成为推动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与地区开放程度对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期初;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存在滞后性。本文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金融集聚的动因出发,提出了促进区域金融集聚的建议,以求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西北五省数据

金融机构的集聚,提高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效率,加快了资本流动速度,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促进了经济增长速度。由于省域之间的经济活动交流密切,所以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指标计算上采用综合评价法得出金融集聚指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西北五省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溢出作用;引入的控制变量“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具有较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需要政府给予宏观政策支持,积极推进区域间金融交流与合作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     

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与南北之间，相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尤为突出，而金融发展中集聚与排斥效应的角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检验2004—2018年31个省份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存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剖析发现，在相邻地区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中，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激发了金融排斥，由此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特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较为显著。此外，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源于金融效率的优化，金融排斥的溢出效应源自深化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本文研究结论为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东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定义金融深化指标,利用2000-2015年我国东部地区八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F统计量计算方法,确定使用固定效应变参数模型.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八个省份金融深化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性不一致;某些省金融深化存量指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融深化流量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针对各省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技术创新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选取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后,反映技术创新的专利授权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不及物质资本及其它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这说明当前我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效应。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可能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经济的门槛,因而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城市经济增长还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临近溢出效应。     

京津冀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利用京津冀地区城市群2003—2014年服务业各部门相关数据进行区位熵指数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分析服务业集聚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以北京、石家庄为核心差异化集聚,并且服务业集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长期内不显著;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表明该地区的增长仍处于新旧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互联网金融真的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吗？

互联网金融已经渗透至经济系统的各个领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的传统金融的资金存在抑制分流作用,而目前互联网金融的资金还没完全流通到实体经济领域去。互联网金融整体发展对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但互联网金融投资发展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互联网保险发展对地方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互联网支付对工业增加值都存在正向影响,说明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部分领域已经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应该从宏观政策引导和市场化两条路径推进,从而确保互联网金融在健康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通货膨胀阻碍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吗?——基于一个门槛回归模型的新检验

本文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外生的门槛变量,探讨在不同门槛值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尽管金融发展作为弱外生变量在整体上并没有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二者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的门槛效果,当通胀率高于3·9%(或6·5%)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在通胀率低于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在较低(高)通胀率的情况下,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整体而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集聚经济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的成效已经有目共睹.金融业作为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分支,通过集聚也一定对区域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震惊了世界,然而背后也隐藏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域差异化增大.本文将把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其内在隐藏的关系.     

基于空间模型的中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分析

考虑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新增长理论,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纬度,兼顾人力资本、政府行为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对2003-2010年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呈现显著的空间地理特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溢出作用,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又存在差异。依据此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差异特征,中央政府应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持。二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作用,其中银行业的溢出作用最为明显。三是人力资本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在发展教育上下大功夫,培养人才,留住人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物流业绩效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模型对全国以及各省市物流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控制了金融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存量等因素之后,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对物流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模型中,依然发现宏观经济指标对物流业发展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物流行业发展最为迅速,其绩效最高,中部地区则次之。     

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0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GDP的回归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GDP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并提出研发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在于,研发投入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引入和扩散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     

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动态分析

根据开发性金融理论及一般金融理论,对开发性金融与一般金融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在借鉴一般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基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基本作用路径,选取了开发性金融计量指标;运用夸克自回归模型对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进行动态测量。研究表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显著,明显大于一般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同时表现出很强的经济外部性。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设计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等变量,运用中国1981—2002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1981—1991年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当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因果效果才明显地体现出来,即在1992～2002年期间,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从不同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在1992～2002年间,银行结构变迁与银行效率提升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却是非银行结构变迁与非银行效率提升的直接原因,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因而,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领先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的必然选择。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