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建立具有排他性、收入独享性、可自由转让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基础.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有效的组织在制度创新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能提供对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制度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制度交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认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的缺失，因此，政府必须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用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理论模型综述

本文主要分析比较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对正确认识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因及今后改革发展趋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谁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兼评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性

本文比较分析了主要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指出每一种理论模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论为，诺斯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理论只适用于短期经济增长分析，而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更适用于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     

平等与中性政府: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本文认为,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它比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可能追求整个社会的长远经济增长。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重复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平等如何促成中性政府的产生,核心思想是,社会平等增加了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之后被推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它更可能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求解了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并对解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三者互动关系研究

纵观前人研究成果,对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的两两关系研究则比较多的,但把三结合起来考虑的献还比较少,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系统研究,但现实经济运行中三关系紧密,存在某种互动关系。三互动体现了内涵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主题。有鉴于此,本运用西方这和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特别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三互动关系尝试着提纲式探讨。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探析

文章从中国的农村改革、非国有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分析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提出制度变迁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也具有推动作用和反作用。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依性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具有互依性的有机系统.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结构的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政府干预经济对我国建国初期制度变迁的作用

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不同 ,社会主义国家在步入工业化进程前都经历了一个消除私营经济 ,建立单一公有制的制度急剧变迁的特殊阶段 ,而后由强政府的推动才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的分析 ,探讨了政府如何干预经济 ,实现制度变迁的历程 ,指出行政压力、国家资本渗透和群众性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三种主要方式 ,并分析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途径。     

政府机构改革背景下的第三部门逐利现象分析

被视为＂第三种权力＂的第三部门,本应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却逐渐沾染了利益之气,各种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第三部门承接了一部分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同时也与政府部门形成了密切的人事关系,由此给第三部门带来了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内的资源,也埋下了第三部门逐利的祸根。而对第三部门实行的业务主管制也在为第三部门逐利铺垫温床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分税制改革与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

在Bazm（1990）、Davoodi和Zou（1998）模型的基础上,文章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跨区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跨区差异,并且财政分权总体上扩大了地区差距。笔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与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安徽乡镇政府改革创新：成就、困境及路径选择

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工作一直是安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在回顾2000年以来安徽乡镇政府改革创新工作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当今深化改革创新工作遇到的现实困境，并给出了深化安徽乡镇政府改革创新工作的路径选择。     

Taizhou Mode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Based on the case of Taizhou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identify the ＂Taizhou Model＂ as a model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which is private sectorinduced and local government-promoted. Indeed, the impact of such mechanism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分权化改革、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

债务融资一直是资本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分权化改革和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分权化程度越高,企业银行贷款率越高,政府干预对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越大。在考虑债务融资的性质差异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分权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对长期借款的影响比短期借款大。上述研究说明,分权化改革影响着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行为,并使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干预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行为。     

中国财政改革:政府层级、事权、支出与税收安排的思路

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从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成果出发,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向,在适当简化政府层级的前提下,依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改进和完善中央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农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进（1978—2009）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经历了从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重塑农民为部分产权主体,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现土地流转,再到明确提出建立农地要素市场的目标,最后到以打造农地财产权为重点的农地制度改革来完善农地市场的四个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市场化变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