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的各项经济成果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便不是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也是之一。这缘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也缘于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界、投资界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双边条约本来就比统一的国际法典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当事国双方的需求,由于各个国际组织迄今未能就制定统一的国际投资法典达成共识,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在国际投资保护体系中便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1960年代以来,保护国际投资双边条约一直是资本输出国为本国海外直接投资寻求国际条约保护时的首     

国际投资的政策趋向与未来前景

一、国际投资政策发展的最新趋势 近年来，双边、次区域、区域及多边投资协定迅速增加，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项此类协定诞生。截至2005年底，全球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总数分别达2459项和2758项。此外，越来越多的自贸区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双边合作协定也包含与投资有关的内容。此类协定已达232项。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投资保护协定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障

投资保护协定是双边条约的一种形式，签订了协定以后．国家（政府）就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内承担了国际法上的义务。投资保护协定与国内法共同构成了保护投资的法律体系。     

欧盟对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诉求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国际投资政策和实践,揭示了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对中方的两方面主要诉求,即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提出了四方面应对措施: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二是使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跟上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总体步调;三是积极回应欧盟方诉求,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四是突出进攻利益,研究制定中方诉求清单,灵活推进谈判。     

热点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谈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协议，推进中美经济关系建设。商务部人士介绍称，在本轮对话期间，中美BIT谈判取得进展，中美双方在很多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BIT谈判即将完成文本谈判，在此基础上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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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谈成一个高水平、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2014年以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规定强化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意义,并为文本谈判指明了方向;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进行,为中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重塑中由被动转向主动提供了机遇。2014年1月、3月和6月的三轮中美BIT谈判开始文本谈判。本文就中美BIT谈判新阶段的两大重点问题,即文本内容确定和制度调整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在核心条款方面的谈判建议。制度分析是研究中美BIT谈判不可或缺的一环,中方必须充分研究美方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点,了解其背后的利益角力,否则,将很难彻底摸清对方的要价,容易使谈判原地徘徊。中国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及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角度来审视谈判,在"以开放促改革"总体思路下,审慎推进,并平衡各部门的利益冲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投资协定协调问题研究

投资协定协调是国际财政制度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协定协调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协定协调的现状及差异性，分析投资协定协调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定协调提供借鉴。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双边协定中的外资待遇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给外国投资者创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已陆续与瑞典等80个国家签定了双边投资协定，以换文的形式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投资保证协议。笔者认为，在这些保证协定中，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是整个投资保护协定的核心。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正日益成为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处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最强有力的方法,而事前用尽当地救济仍是外国投资者所必须遵守的一项东道国的义务,对国际仲裁经验越来越丰富的中国而言,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将当地救济同国际仲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适用。当地救济作为提交国际仲裁的先决条件,已为广大国家、国际组织所接受。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研究——以最惠国待遇为切入点

随着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落幕,我国政府已经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谈判模式,并且同意进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阶段.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接受,不仅对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是一个挑战,还对我国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者相关投资条约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旦我国与美国达成共识,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其他缔约国是否会利用最惠国待遇要求同样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纷纷要求更改条约内容,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     

加入WTO后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动向

本文从分析中国外资政策的现实特征入手，论述了其与ＷＴＯ有关协定，与中美、中欧世贸双边协定有关条款的差距，透视并预测了临近入世，中国外资政策，特别是涉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投资地区、准入领域、创新形式，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等方面的调整动向。     

中美投资协定与体制改革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BIT（双边投资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成为经贸热点议题。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研究员徐洪才指出,在经济话题上,中美双方对话容易出成果,中国可着手减少负面清单推动BIT谈判更进一步,若中美BIT、中欧BIT得以率先达成,将产生极大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