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生态系统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全面推行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双层结构的联产承包制。农户家庭成了农业生产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业生产是一门综合性的产业,主要劳动对象都是具有生命的动植物,品种繁多,其生长发育过程受自然经济环境的制约。因此,处于农业生态系统主体地位的农户家庭,只有把各种组成因素做到优化组合、结构合理、、关系协调、经常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才能使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发挥最大的功能,取得最佳的效益。     

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与历程研究

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是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限制，农户非农化进程并不很快，一个农户从完全纯农户走向完全非户，需要跨越两大资本门槛，即人力资本门槛与物质资本门，资本积累时间大约需要８－１０年，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４－６个。所以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手段与措施，推动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     

不可否定农业的家庭经营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否定农业家庭经营的观点。这些否定农业家庭经营的观点及其依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农业的家庭经营,不会妨碍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家庭经营形式之所以在不同类型的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而且长盛不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庭经营与农业的产业特点是相适应的。     

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的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分析——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我国农户的微观数据

为了排除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文章尝试在国内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农户生产调查数据,对2008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确实受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良种补贴数额、人均家庭纯收入等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在同质经营环境和经营运气的条件下,农户生产决策与管理效率并不低下,且区域间差异较小,但规模效率成为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瓶颈.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农户种植规模、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重构农村技术推广服务系统、建立健全各种农业信息流通渠道、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国家良种补贴等政策建议.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重庆农村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在政策层面有两个核心,一是政府主导推进农业产业化和产业链建设,作为农户增收的基础;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户户增收”和“均衡增收”的目标,以实现经济发展的民生导向.与之相应的,政府助推增收工程的实践既有宏观层面的“招商引资”、“产业规划”,也表现为微观层面的“户为基础”、“入户帮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某些经济介入改善农户的经营环境,提高其经营实力.本文分析了增收工程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户增收的政策和实践.在此基础上,通过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对话,本文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农户家庭经营的发展潜力两个方面探讨了万元增收工程的启示和意义.     

农业家庭经营大量广泛存在的原因

农业家庭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以家庭劳动力为主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它是一种弹性很大的经营方式,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相适应,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本文主要分析了其大量广泛存在的原因。     

论小农集约经营

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即使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到完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程度,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也只能走“小农集约经营”的现代化之路;农地“规模经营”终究是希望田野上的“星星之火”,它不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家庭经营模式创新

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组织形式。当前我国农业家庭经营模式面临种田难以实现增收致富的困境和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多的新情况。为了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原有的农业经营方式应该有所创新。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模式要以民为本,即围绕农户要求增加收入和减少劳作的基本诉求来定制目标模式,同时根据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十化"协同思路来制定具体的创新路径。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自我发展模式

出于生态考虑,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成果显著。这一工程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是,农户在退耕还林后能够得到政府的一定补偿,使农户退耕后收入较以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这种补偿是有一定期限的。为了使退耕的土地不会出现复耕,培养退耕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户收入是根本途径。本文基于对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调查,探索能够使农户收入有效增加的方式,总结出能使生态优化、环境良好、资源节约、经济持续发展的“沐川模式”,并结合调查地区的具体情况,对这种模式作了相应的分析。     

对"公司+农户"的再认识

在农业产业化热潮中，“公司 农户”。模式作为一种内涵宽泛的制度安排，不仅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同时还可利用公司的资金、技术、市场及管理优势，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但在认同和采纳的同时，也凸现出了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再造农村微现经济组织，逐步用“公司十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替代“公司 农户”模式，从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是广大农民走向市场的有效组织形式。     

家庭经营是农业经济组织的普遍形式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跌，城乡居民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情形使人们对农村家庭经营组织形式产生怀疑，事实上，经营具有生命力是一个从实践中诞生的命题，尽管现有理论仍无法清晰地解释其原因，但实践的结论不容置疑。对于组织经济学理论工作来说，也许挑战来自于对家庭经营生命力的理论研究。     

家庭经营 规模效益—关于“规模经营”的辨析

农业的规模经营问题,在各界争议颇多,较为集中的意见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尚不具备条件。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清“规模经营”的思路,消除某些片面认识,以寻求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契机。     

“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比分析

本文从发展目的、期望和发展中的问题对"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公司+农户"模式具有模式本身的固有矛盾,其制度设计决定了这个模式是不成功的;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能够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自身的不断完善克服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农业产业化应该选择的发展形式。     

合同组织形式与合作社组织形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比较分析

一、合同组织形式中农户收入的决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合同组织形式指市场主体之间按照相互签订的合同契约来承担约定的责权利。“公司＋农户”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代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基本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以双方签订合同的方式得以确立。由于农户处在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市场结构中，使得众多的农户之问可以相互替代提供同质的农产品。因此“龙头”企业没有必要就签订购销合同与某一农户持续进行谈判，而只需单方面寻找愿意接受其合同内容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龙头”企业和农户常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合作。首先，“龙头”企业向农户说明与品种、品质等产品指标挂钩的报酬支付计划，由农户决定是否向“龙头”企业提供产品。一旦农户签约就要进一步确定相应的生产和投资计划。最后，“龙头”企业对农户提供的农产品进行品级，并按事先订立的合同支付农户报酬。以上过程可以按时间顺序表示如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浙江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浙江省410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广大农户对发展合作社的需求是强烈的。产品销售合作社是农户目前最需要的合作社类型。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目前最主要的困难是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知识的缺乏及缺少带头人。     

美国与中国的农户经营区别

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中美两国同为大国,由于资源禀赋、工业化水平、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在农户经营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退耕还林(草)地区农户自我发展模式研究

出于生态考虑,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成果显著。这一工程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是,农户在退耕还林(草)后能够得到政府的一定补偿,使农户退耕后收入较以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这种补偿是有一定期限的。为了使退耕的土地不会出现复耕,培养退耕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户收入是根本途径。本文基于对成都市周边地区退耕农户的调查,探索能够使农户收入有效增加的方式,并总结出农户在退耕后的自我发展模式主要有分散型和农业产业化带动型两种。结合调查地区的具体情况,笔者对这两种模式作了相应的分析和比较。     

贵州食用菌“企业+合作社+农户”结合模式下收益分配分析

通过对贵州省的食用菌产业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发现,大多数采取的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促进了食用菌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但基于三方合作模式下的收益分配并不合理,因此,采取博弈论中沙普利（Shapley）值进行分析,并将其应用到食用菌产业中,以期解决该模式下的收益分配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贵州省处于该模式下的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