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效应研究

2019年我国在费用扣除方面的改革除提高扣除标准外增添了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进行简单测算,从实际情况与模拟数据两个角度开展研究,研究显示虽然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确实起到了预期的减税效果,但通过计算基尼系数与MT指数,测出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微弱拉大了收入差距,说明政策实施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较弱,最后对政策的完善提出建议。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为进一步降低居民生育养育负担,完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2022年我国推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新增重要内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推出将对降低居民负担与收入再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对这一专项附加扣除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进行测算。研究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专项附加扣除并没有产生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反而微弱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依据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目标和国家关于生育配套政策的要求,应进一步关注收入偏低群体的需求和利益,通过设置3岁以下婴幼儿专项补贴,提高劳动者就业收入水平等措施,促进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再分配中正向调节作用的发挥。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规范性的建议——基于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引入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其中一项是“继续教育”。“继续教育”分为“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和“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两大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政策信息宣传不及时,个税系统信息更新不及时的现象,也存在抵扣资格审核不规范的现象。建议从及时调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发布专项扣除规范指引、加强审核人员培训等方面完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效应测度:减税与收入分配的双重维度

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改革的重要环节,赡养扣除具有减税和收入分配的双重制度价值取向.本文基于2017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7),运用相关指标,从总样本和分样本两个视角对赡养扣除的减税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赡养扣除的总体减税效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总样本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不同收入层级纳税人的减税分布与收入分配影响都存在着差异.(2)平均税率、累进性、人均减税额与扣除率的变化是影响减税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的制度参数.为了有效发挥赡养扣除的制度定位功效,应适时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合理设置差异化扣除标准与规范,构建赡养扣除成本家庭分摊模式应成为可行的路径选项.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从税收公平还是效率角度来讲,都有悖于这两个原则。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进,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从公平和效率原则入手,结合实际,对存在问题所依托的制度进行调整,使个人所得税更好地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非法人企业投资者费用扣除标准探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在不断完善，非法人企业投资者费用扣除标准也需不断改进。文章通过分析我国非法人企业个人投资者费用扣除标准的现实，阐明了个人所得税法关于非法人企业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修订纳税申请表，完善个人投资者费用的扣除方法。     

税收公平与个人劳动所得税前扣除设计

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趋势下,以税收公平为指导,设计我国个人劳动所得税前扣除是一种新的探索.基于个人劳动所得扣除原则,本文从扣除项目和扣除方式入手,比较各国在免征额、成本费用、支出流向三方面扣除设计的实践经验,对我国个人劳动所得税前扣除进行设计构想.     

论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及完善

费用扣除标准是税法为贯彻量能课税原则、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生存权和人格尊严而设的制度,它对个人所得税能否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费用扣除标准也在不断地调整,但在此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对费用扣除标准的现状和不足等问题加以阐述,提出了规范费用扣除标准进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对改革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思考和建议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问题受到了各方面普遍的关注,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设计决定着直接承担税负的净所得的大小,也直接关系着政府治税理念的贯彻,影响着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评价与遵从程度。本文指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政策建议。     

论个人所得税扣除方法的改进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正面临改革 ,文章从个人所得税的应减除费用和扣除项目两方面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方法进行了探究 ,并对此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及其原因分析。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演化史：经验与启示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的含义与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基本费用减除含义相近。确定标准扣除是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的最关键步骤之一。了解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的演化过程及原因,对优化中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的基本费用减除、专项附加扣除及税收抵免等税收优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发现,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法中标准扣除的设立,最初源于简化遵从与征管的考虑。20世纪60年代,为了提高个人所得税累进性,将标准扣除与“低收入补助”挂钩,并且根据当时的贫困线重新划定了标准扣除的数额,旨在免除收入处于贫困线及以下家庭的纳税义务。2017年,标准扣除与个人生计豁免合并。近年来,由于征管遵从技术的进步,美国学界出现取消标准扣除的观点。从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标准扣除演化史可以看出,中国个人所得税各项税前扣除的优化,既需要考虑税收公平、征管与遵从效率等多重目标,也涉及不同优惠方式之间的协调配合。     

税收公平原则下的《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

税收公平原则体现在一切具有纳税能力的人均应承担纳税义务 ,处于同等经济状况的人应纳同等税负。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横向公平的缺失集中体现在分类所得税制上 ,而纵向公平的缺失主要反映在统一的扣除标准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应选择综合所得税制 ,并合理区别对待不同经济负担的纳税人进行费用扣除。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费用扣除标准是指税法规定的准予在课税对象中扣除的免予征税的标准数额。凡是规定有费用扣除标准的,对费用扣除标准以内部分不征税,仅就超过费用扣除标准的部分征税。因此,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合理与否是个人所得税调节经济作用发挥效果的关键。     

我国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标准测算模型的构建

就业纳税人应负担的日常生活支出是其获得收入而要承担的成本费用,应该在征税之前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可考虑按年计算综合费用扣除标准的办法,并以某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每一就业者年收入负担的年消费性支出作为衡量指标进行测算,充分考虑家庭人口和物价变动因素。通过计算1996年～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全国及分组每一就业者年收入负担的年消费性支出,并对1996年以来的综合费用扣除标准做出评价：2001年以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基本满足城镇居民家庭全国及分组每一就业者应负担的年消费性支出,而2002年以后只有最高收入户的综合费用扣除可能略显不足。在充分考虑家庭人口和物价变动因素条件下,文章构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标准动态测算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我国2009年、2010年和2011年个人所得税综合费用扣除标准合理数值分别应为43400元/年、46600元/年和50100元/年。     

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

个人所得税是与个人利益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税种。而个税费用的扣除标准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话题。本文以个税的历史沿革入手,论述了个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的必要性,并对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