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性高技术产业的评价与筛选

主导性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可突破性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突破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主要是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器整机制造业、电子计算器外部设备制造业、电子组件制造业和电子器件制造业.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从长期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但是短期内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结构变迁不一定伴随高端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本文基于OECD制造业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3类,从总产值、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多维度测度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构建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的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率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和投入产出率衡量,每个维度的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分别采用两种方法测度,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造业结构高度化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与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吻合,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却没有伴随高附加值化是重要原因。     

优化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均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刚性结构”。第三产业对河北经济的渗透力较低。在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占最大比重,成为拉动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钢铁、建材等资金密集型产业产出比重较高,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出比重偏低,投入不足。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推动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是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     

我国城市发展转型中制造业重要性分析:以广州为例

基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阶段,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制造业的作用是否降低的问题。首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地位,并考察两个行业的增长质量;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处于这个阶段制造业的作用;再次,研究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往往表现出内生的经济脆弱性。研究发现,并不能得出服务业已经成为广州这样特大城市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的结论,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增长放慢的结果,在中国工业化向技术集约化演进的过程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承担起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职能并带动全国各层次区域工业化整体的升级。     

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经济增长新动力——基于长三角的分析

制造业是长期以来支撑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长三角制造”正面临升级与发展困境,整个地区经济增长也因此受到影响。长三角经济已经到了依靠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来增添增长新动力的时候。然而以制造代工为特征的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模式却又成了生产者服务升级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肘,制造业升级与进一步发展步履维艰。为此,需要突破思路,实现二者互动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其技术发展——基于DEA的面板数据分析

机械设备作为资本品,其出口增长被视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的标志;其进口被视为获得国际RD溢出的重要载体。本文采用DEA法将中国6个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实证分析发现,1993—2010年期间,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可见,装备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发展。因此,需要同时调整装备制造业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和自身发展模式。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基于GVC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的贸易总量和GDP高速增长,但是出口的主力军——制造业却总是处于世界落后地位,其结构升级一直未能实现。利用全球价值链(GVC)方法,首先解释中国贸易量激增的现象,然后从GVC治理和产业链升级等角度揭示中国制造业长期停滞不前的三大原因,最后基于这些原因给出中国制造业突破困局的方法。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与地区制造业升级 ——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攻关期,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推动质量变革、建设制造强国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首次把知识产权保护和地区制造业升级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及边际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推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地区制造业升级存在一定路径依赖,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等作用机制促进地区制造业升级,其中,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效果次之,而人力资本配置效应的效果有限;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边际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最适强度”。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中日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衡量与比较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新常态下出口贸易的中心开始由“量”向“质”的转变,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出口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出口仍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尽管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不断提升,但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比分析了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我国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差异。并且探讨了战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提高的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关系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的关系,劳动力素质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制造业结构的基础,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着很强的影响.在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奈件下,推动广东制造业结构升级,需要在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战略性调整制造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同时,重点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力素质结构,并根据制造业发展趋势,前瞻性的培养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战略性调整,诱导、推动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与中国工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非均衡增长的视角系统研究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因问题。在厘清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两部门的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据此拟合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的经验事实,并对模型经济的机制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探讨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因和机制。研究表明：(1)从供给侧角度考察,轻重工业技术进步率的相对变化是中国工业产出结构变化的动因;而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是中国工业结构升级的动因。(2)重工业技术进步对轻工业产出具有溢出效应。(3)重工业技术进步率相对高于轻工业时,投资率呈上升趋势,轻工业产品消费份额逐步下降,同时重工业产品消费份额保持稳定和略有增长,从而使得重工业产出份额呈上升趋势。其政策含义为：政府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应将更多的政策支持、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重点配置于重工业,尤其是配置于基础性或高科技行业,而非是轻工业,推动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从而有力地推动工业结构和制造业的双重升级;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使用本国重工业产品进行投资生产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退税补贴等政策予以鼓励支持。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内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入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浅谈新常态下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发展转为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也陷入了缓慢增长的泥潭。如今制造业如何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文章在阐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新常态下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原因,研究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可通过产业转移、两化融合、模式创新、创新驱动等对策建议,大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下,因此驱使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路径向上拓展升级就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的制造业大国格局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使我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的路径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     

R&D资本化改革、创新驱动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增长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为更加科学地核算R&D资本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于全要素生产率中剥离出R&D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为更好地识别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供了契机。鉴于此,论文基于《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两位数制造业R&D资本存量和工业增加值进行准确核算,进一步构建拓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考察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呈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0.38%,但行业间差异显著,增长主要聚集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驱动效应正逐步显现,2019年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60%,正逐渐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对我国制造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科技创新促进了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为例,运用专利系数法对中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度进行测算,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技术融合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得出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处于中等程度,二者的技术融合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较大促进作用,但对3次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     

浅谈新常态下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发展转为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也陷入了缓慢增长的泥潭。如今制造业如何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文章在阐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新常态下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开级的主要原因,研究提出在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可通过产业转移、两化融合、模式创新、创新驱动等对策建议,大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要素价格扭曲、外需疲软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动态演进

实现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持续升级是中国提升经济质量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为此,揭示当前较为严峻的要素价格扭曲和外需疲软对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文章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计量模型(Heckman选择模型),从"质变"和"量变"升级视角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与启示主要有:(1)中国制造业要素价格扭曲有加剧的倾向,但速度明显放缓,要素价格扭曲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升级和赶超的"助推型资源";(2)外需疲软会改变本土企业技术复杂度演进的原有"轨迹",对外资企业"演进轨迹"的影响不明显;(3)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显著的"技术复杂度革新惰性",经营经验越丰富和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所具备的"惰性"越明显;(4)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我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升级和赶超的核心动力,生产性补贴并未起到提升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