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标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构建了两部门模型,分析了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利用2003—2012年中国服务业的省际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可标准化服务部门的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利用DEA方法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可标准化服务部门要素的边际产出高于不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发展可标准化服务部门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不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溢出效应为负,原因在于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此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对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内部进行优化整合。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3—2007年我国28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参与度、FDI研发强度以及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对内资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三个因素对全部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将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一般行业,外资参与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抑制程度要小于一般行业。外资研发强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一般行业亦产生消极影响,但不显著。外资科技人员比重明显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对低技术行业的研发支出强度产生负面影响,但统计上也不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外资参与对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较为间接,需要关注直接影响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外资研发强度和外资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内资企业要主动提高自主创新投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缩小和外资的技术差距。     

对我国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中的主流.创造吸引国际服务业FDI的有利环境,从而实现对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顺利承接对于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着重要作用.针对我国服务业FDI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启示.     

服务品牌形象提升策略研究——基于酒店业的实证研究

由于大多数的服务具有体验和信任属性,因而消费者购买服务的感知风险要高于购买产品。作为可以把"无形因素有形化"的一种外在线索,服务品牌形象在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和感知风险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异常突出。以21 8个酒店企业作为样本,作者对服务品牌形象的改进是否会提升企业的绩效表现,以及何种服务策略会提升服务品牌形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服务品牌形象对市场绩效有正向的影响,而市场绩效又进而正向地影响财务绩效;服务定位、品牌管理和服务创新管理对品牌形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参与管理、顾客关系管理和服务补救管理对品牌形象不具有显著影响。服务企业应有效地管理服务定位、服务品牌和服务创新来提升服务品牌形象。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inflows on output growth: An analysis of aggregate and disaggregated FDI inflows of 13 MENA econom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on overall growth, as well as its sector-specific spillovers in the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20. Our major innovation is our ability to disaggregate FDI into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and examine their individual impact on growth, as well as their sector-specific spillovers by using dynamic panel GMM methodology. We find prima facie evidence that total FDI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growth. However, when we turn to the disaggregated FDI data, primary sector FDI adversely affects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overall GDP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secondary FDI has a ‘double-edged’ effect, benefiting its own sector (the service sector's GDP growth), but not other sectors. In contrast, service sector FDI stimulates GDP growth in min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thereby enhancing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incentives provided by governments to encourage FDI, which need to be fine-tuned to attract certain types of FDI (tertiary), with less focus on the primary sector     

法治环境、城市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题中之义。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化进程和法治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但法治环境的作用不够显著;出口贸易和FDI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后,文章根据计量检验结果解释了相应的政策。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并采用2011—2015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成本、互联网金融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的;（3）传统银行金融包容性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东部比中西部更加明显,而互联网金融包容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应重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以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再检验

基于199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出口能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显著增加,而服务贸易进口由于替代效应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等原因表现并不显著。因此,我国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和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更好的挖掘和发挥服务贸易的就业效应。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N LABOUR MARKET DYNAMICS IN GERMANY

Using an administrative data set containing daily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workers' employment histories, we investigate how workers'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are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In order to do so, we estimate hazard rate models for match separations, as well as for worker flows from employment to another job, to unemployment, and to nonparticipation. Outsourcing has a positive but small impact on overall job stabilit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considerably increases job stabil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 However, the effect of outsourcing varies strongly across skill levels and age groups, with negative effects for some worker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ere the hazard of transiting to nonemployment rises with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for medium‐skilled and older workers.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

本文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计量检验了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一国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其中法治水平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更重要。进一步检验表明,统计上无法发现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对服务业比重的显著影响,而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服务业比重都有负向的影响。     

Human capital,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growth in Europe

Using data for a large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in 14 EU countri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value added and TFP growth rate differential between high and low huma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is greater in countries with low than countries with high level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We also find that such negative effect of EPL is slightly stronger for countries near the technology frontier,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after the 1990s. We interpret these results suggesting that technology adoption depends on the skill level of the workforce and on the capacity of firms to adjust employment as technology changes: therefore, firing costs have a stronger impact in sectors where technical change is more skill-biased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more important.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具体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交通运输仓储争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高于促进效应.最后,指出了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服务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09年的数据,对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的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OLS检验了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服务业的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的变动有很大影响.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服务业的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07的弹性系数说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产值就会增长1.07％.因此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有着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却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业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在考虑知识流动和制度变迁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2004-2009年分行业的数据,估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知识流动和制度改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之后,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服务业、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个细分行业的FDI与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尽管金融业的FDI增长在统计意义上能显著影响工业生产效率,但效果比较微弱;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FDI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流动的增强与制度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服务型领导、互动公平与员工责任行为创新研究

在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部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缺乏，责任意识缺失、“不作为”行为较为突出。从服务型领导风格、互动公平、权力距离等主要影响因素入手，试图解释公共部门人员责任行为的多重影响机制。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探讨服务型领导影响员工责任行为的过程机制。对8家单位58个部门400名员工进行两阶段配对调研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结果发现：服务型领导对责任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互动公平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互动公平与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责任行为之间的间接作用。最后，揭示了服务型领导影响员工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结论对提升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增强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

本文集中讨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估算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 ,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以往研究均受到基础数据的限制而未能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服务业统计核算的缺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分析和经济决策。因此 ,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核算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调查的完善。但是 ,在现有的条件下 ,仍然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清洁能源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基于金融规模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金融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清洁能源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有促进作用,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并且在不同清洁能源产量地区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以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提高,促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的提升作用显著提高,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冲击作用有所下降;从区域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表现在清洁能源发展对东西部地区总体就业规模有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基于此,从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金融部门提高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就业创造和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