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银行业竞争是否会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与CHFS农户数据匹配,经验分析了县域银行业竞争对农户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县域银行业竞争促进了农户绝对收入增长、缩小了农户相对收入差距。其机制在于,银行业竞争有助于提升农户金融可得性,通过资本流引导生产流促进农户创新创业;相比于高收入农户,中低收入农户能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份额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县域银行业竞争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而根植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份额提升的作用则不明显;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均能在银行业竞争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但是,银行业竞争难以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体现了要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变的紧迫性。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基于供需匹配视角

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与CFPS微观数据相结合,从供需匹配视角,分析并评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居民消费增长并降低了居民消费不平等,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与公平效应具有明显长期效果。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既通过促进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也通过促进生产和劳动市场的供需匹配,以收入效应间接产生;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公平效应则主要通过消费市场的供需匹配效应直接产生,其收入公平效应并不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消费增长效应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更具时间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作为扩大内需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条具体政策路径。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增收效应——基于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证研究

借助我国农村“三变”改革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带来的外生冲击,结合2015—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激发新型经营主体活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就业、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开源与增收促进农村家庭增收。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用于农村家庭增收的内在机制,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为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完善政策评估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及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选择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可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41～65岁以及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其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积极发挥互联网多渠道增收效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健全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农民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电子商务与农村收入流动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与农业农村融合,农村电商快速发展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会促进农村收入向上流动,这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提高农村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创业和产业升级机制促进农村收入流动性向上流动的基础上,采用2011—2020年全国25个省1269个县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DID方法,实证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示范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向上流动,农民收入跃迁值增长2.4个百分点;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创业机制和产业升级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其中发展农村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果研究——基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视角

进入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强化后抑制的变化趋势;数字经济会通过沟通成本降低的城乡融合效应、农业技术进步的乡村振兴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替代效应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同时,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对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效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证明,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应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利用数字经济新优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来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效应;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培育统一、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支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制定针对性政策。     

中国城市化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收入效应与示范效应:2000年～2009年

笔者运用2000年～ 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与农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通过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分解,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效应及示范效应进行衡量.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确实对农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提升效应更明显;城市化对农村消费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工资收入渠道起作用;城市化进程中的示范效应主要通过非刚性消费品拉动农村消费增长.最后,笔者从实证结果出发,提出促进农村平均消费水平上升的城市化渠道的深层次含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剧了增值税地区间转移,使增值税地区分配失衡问题更加凸显。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增值税地区分配的提升效应、空间效应以及增值税地区间转移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本地区增值税的分配份额,但对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增值税地区间转移是影响增值税地区分配的重要中介机制,对增值税地区分配份额的影响效果中,18.03%是通过影响增值税地区间转移实现的。以上研究结论为深化增值税改革、提高增值税税制公平性、建立良好的地区间增值税分配关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