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福祉的影响分析

基于重点国有林区500份职工调研数据,利用熵权法测度重点国有林区职工的福祉水平,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福祉的影响,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和渠道效应模型探究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对职工福祉影响的异质性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改革促进了职工福祉的提升,对中、低福祉水平职工的影响显著;职工的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和可持续发展动能在重点国有林区改革与职工福祉水平提升之间发挥渠道作用。因此,应进一步精准落实生态保护政策、提供职工多元化生计策略支持并深挖潜在的职业发展机会,针对不同福祉水平的职工采取差异化政策以提高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的职工福祉效应。     

重点国有林区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探讨

黑龙江森工林区是我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和森林工业基地，在发展非公有制造林中通过转换机制、规范操作、严格执法、利益驱动、程序制约、风险补偿以及实行森林资源管护经营责任制等做法，积累了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的经验。指出了当前发展非公有制林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职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重点国有林区718户职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了林区职工家庭的职业分化状况,并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职工家庭职业分化类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有单位是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主要就业领域,而非国有单位也已成为一个重要就业领域;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关系、家庭所在林区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职业分化类型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积极引导林区职工家庭职业分化、重视林区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林区养老保障体系及职工家庭劳动力应诉诸于家庭社会网络捕捉机会和资源以改善自身就业状况等政策启示。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进程对职工工资性收入影响研究

以2001—2016年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87个林业局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重点国有林区林业局职工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并采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改革进程对不同收入组林业局职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的持续推进有利于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改革进程对高、中、低各收入组林业局职工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越高的林业局职工从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进程中获益越大。因此,提出继续深化改革、关注天保工程资金在重点国有林区创造就业岗位及增加职工收入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效益、关注中低收入职工群体等建议。     

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森林经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经营的行为,结果显示户主的年龄对经营行为决策具有一定的反向的影响,户主对政策的认知、户主对政策的主观评价以及户主对政策的认可程度有着正向影响,劳动力人数、家庭总收入及家庭森林经营收入对森林经营的参与行为并没有影响,这说明劳动力及收入并不是影响森林经营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森林经营相关政策是职工家庭关心的关键。提出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加强政策宣传的力度、创新运营机制等建议。     

重点国有林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的治本之策是政企分开,当前进行的改革包括4种模式,即吉林森工集团和内蒙古森工集团的改革模式,清河林业局和十八站林业局改革模式,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模式和国有林权制度改革模式。改革具有以下主要特点:改革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内部政企分开"的渐进型改革已经在实践上有了尝试,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将森工企业承担的政府职能和森林资源监督管理职能移交给由原森工企业人员组成的新的政府职能部门,学界目前对此认为并无不妥。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风险防范与对策

为规避重点国有林区改革引发乱砍滥伐森林的高风险,提出重点国有林区由中央直接管理,由国务院设立重点国有林区改革领导组,和实行总体规划科学生产力布局三点对策。     

关于深化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的几点思考

中国林业乃至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正处于重要的攻坚阶段,重点是要破除体制和机制尚存在的障碍。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重,成本高,风险大。必须明确改革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力争在产权制度、林区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培育现代林业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扶持一批严格自律的社会中介组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的森林资源管理机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建立运转高效的林区政府。     

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林业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运用DEA模型对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40个林业局进行推测计算投入产出效率,研究发现:林业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在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整体较低,只有少数林业局能够达到有效的投入产出状态,林业投资和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投入冗余,林业总产值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会降低投资冗余,但仍会存在较大的劳动力冗余,林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要素投入的结构优化是提升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林业经济投入产出效率根本途径。     

转型期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分析

基于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的524份调研数据,使用家庭消费总额作为测度家庭脆弱性的指标,采用Ligon和Schechter对家庭脆弱性的测度方法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进行测度,计算出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脆弱值,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林区转型发展期间,东北国有林区有将近1/3的职工家庭抵抗外界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冲击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其中吉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最小,其次为内蒙古国有林区和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中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最大,将近一半。最后,提出从消除物质资本脆弱性、人力资本脆弱性和社会资本脆弱性来提高其在改革转型期的自适应能力的建议。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与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

对重点国有林区改革与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对影响国有林业企业“两危”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也分析探讨了国有林区出现的各种改革措施对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增加林区职工收入的作用。指出,在国有林区,国有加工业改制进展迅速,家庭式经营管理和市场化手段成为森林资源管护和经营基本制度要素,许多新做法提高了森林培育、采伐和经营的效率,但社会保障体制严重缺位。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利润分成机制、企业社会负担对企业创收存在过强激励,是森林资源破坏的根源。分析结果不支持农业生产等同于毁林的判断。改革方向是建立地方公有林体系,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将精力集中于公共物品提供方面。深化改革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使之规范化,催生林区可持续发展的新体制。     

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户林业职工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22年重点国有林区87个森工林业局2014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抚养比、人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就业状况、教育支出比重以及负债情况均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年龄结构、人均健康程度和家庭总收入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也符合正向作用发生机制。鉴于此,提出了森工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方面精准发力,确保林区家庭增收的同时降低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完善教育体制改革,抑制教育储蓄动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覆盖率,减轻居民因养老、医疗产生的后顾之忧,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刺激投资消费,激活林区发展新活力。     

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

基于2019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数据,分析改革过程中重点国有林区政企分开后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森工林业局和地方政府在人员的移交与接收上存有分歧,对在社会职能移交过程中产生的富余人员的去处未达成共识;森工林业局将供水、供电、供热、物业及市政环卫等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后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下降。因此,地方政府要直面问题,努力消化社会职能部门冗余人员;森工林业局要坚持明确"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理念,特别是在协调与属地政府财政投入的问题上需多加设计,以期能够在"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中提升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     

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的测度

基于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8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指标和地区进行分解。测量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有35.7%的职工住户家庭存在至少3个指标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饮用水和生活燃料3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四大国有森工林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其中内蒙古森工林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研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改善重点国有林区的贫困状况,加大对教育、健康、卫生设施、住房等多方面的扶贫力度。     

国有林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林业经济转向林区经济

国有林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林业经济转向林区经济，这是目前国有林区脱危解困的必然选择，也是实践“天保”工程，建立多元化保护森林资源机制的需要。因此可以说，发展林区经济是林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流转障碍分析及建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林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森林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转是大势所趋。本文重点阐述了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流转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