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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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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2021,(3)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3.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省级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并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视角探讨了农村居民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作为乡村振兴分项指标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对生态宜居不存在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似文献
4.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5.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相似文献
6.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创业的总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在不同地区、对象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直接促进居民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居民创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创新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只有在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才得以发挥,而且该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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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效益低下,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农户的资金约束,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利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影响及其动态效应,并从地区、地形和土地种植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且这种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渐减弱;(2)相比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增加对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更大;(3)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本替代劳动的促进作用在北方、山区和大农户中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数字金融时代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似文献
8.
数字普惠金融已在居民收入、消费和创业等微观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模式。基于2014—2017年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随着县域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减排效应在我国东部、物质资本投入较高、人口规模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发展层面的结构调整效应、地方政府行为层面的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削减效应以及企业发展层面的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碳减排效果。拓展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县域间碳排放不平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未来,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数字技术手段充分运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继而助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相似文献
9.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新业态,对国内大循环具有赋能作用。本文使用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了国内大循环,这一推动作用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是数字金融发展赋能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文从多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与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市场成熟度较高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的国内大循环参与度促进效应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从数字金融视角,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相似文献
10.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分析,运用SD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各省区市内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外省区市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维度、环境维度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企业具有虹吸效应,对邻近省区市的民营科技创新水平及转型潜力造成负面影响。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而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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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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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7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且这种作用因城市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初始创新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城市、重点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低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东部城市、一般城市和初始创新水平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地区信贷资源配置状况改善和居民消费数量增加及消费质量提高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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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规范指引,而《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政策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政策对农户财务脆弱的冲击效果以及经济机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策能够缓解农户财务脆弱,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经济机会(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缓解了农户财务脆弱。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具有显著普惠效应,对高龄、高健康风险以及低财富的农户具有更明显作用。因此,应加强相关金融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指引,强化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解决农户财务脆弱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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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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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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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G20峰会提出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理念,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正规信贷获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缺乏正规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和2017年的数据,结合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Pr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家庭正规信贷获得,该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数字支付渠道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特性尤其显著,主要是提高了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低收入人群、女性群体获得正规信贷的可能性。因此,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先加强移动支付技术的宣传与推广,更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服务欠发达的状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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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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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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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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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