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区域性市场。文章通过建立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测度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动态影响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受数量型工具冲击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慢于中部;数量型工具对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为显著,价格型工具对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主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M0,西部地区则以信贷为主导型政策工具。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下降;在短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波动贡献大,而在中长期美国的通胀、产出冲击贡献大;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经由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示范效应传递的机制不显著。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后疫情时代美国货币超发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视角

后疫情时代中国通货膨胀必定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及其不确定性的冲击,而冲击影响度量及走势预测是决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选取2007年1月-2021年12月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AM2）、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指数（MPU）以及中国居民消费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月度数据构建TVP-SV-VAR模型,实证分析美国货币超发引起的不确定性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冲击情况。结果显示：相比于金融危机时期,新冠疫情时期中国通货膨胀受美国货币政策冲击趋势并不明显,但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压力使中国生产者价格有明显上涨,所以需要警惕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而新冠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飙升,使得中国通货膨胀明显,进一步可能产生资产泡沫,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货币政策“防风险”与“促发展”的调控效应研究

“防风险”与“促发展”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详细刻画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的经济金融调控效应,实证检验宏观调控二元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量价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短中长期均具有“防风险”效应,“促发展”效应则体现在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促发展”效应体现在中长期;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非一致的时变影响关系,表明宏观调控“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矛盾,且二者交互影响的传导机制亦有所不同。因此,应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

研究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运用具有随机波动的SV-TVP-VAR模型构建以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利率和汇率(美元、欧元和日元)为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时变特征和响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我国形成的利差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会导致大量跨境资本流入我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必须防范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以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分类、测算及动态特征

基于TVP-VAR溢出指数法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显著高于境内市场波动溢入风险,在四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中,各市场面临的主要输入性不确定性类型不同,输入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最强,债市的输入性不确定性敞口最大;重大危机事件会显著增强各类输入性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输入性宏观经济、疾病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要显著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但其造成的输入性金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金融风险效应相对较弱.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在防范输入性不确定性时,利率调控效果优于货币数量调控,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危机应对效果在四项政策中表现最佳,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有效性相对较弱.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近年来,我国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明显减弱。应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的分析

日益频繁的跨境资本流动势必引发系统性风险，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造成冲击，严重威胁我国的经济金融稳定。本文构建四部门DSGE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模拟技术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加速了我国系统性风险累积过程，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均受到削弱。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仅仅依靠传统货币政策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需要采取更多样的措施。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     

央行担保品框架下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兼论担保品扩容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基于担保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频频亮相,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传统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央行担保品框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着重探讨了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可以通过违约风险外移效应而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会提高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社会福利；第二,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可以抑制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稳定宏观经济；第三,信贷资产抵押率与总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取决于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较小；第四,担保品扩容之后,扩张性借贷便利操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增大,并使通胀率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基于担保品框架的借贷便利工具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利率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而近期欧美国家央行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表明：即使利率完全市场化后，其作用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我国央行在加大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同时，也应同时继续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     

金融加速器、预期消息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和预期消息冲击的DSGE模型,推导出数量型、价格型和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以探究现行经济环境下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表明,包含预期消息冲击的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拟合性更强,更能反映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相比于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已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均具有更强的宏观调控效应。此外,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福利损失,这意味着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亦是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发展转型的方向所在。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且多元化趋势日渐增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以货币供应量为监控的货币中介指标已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总体的融资规模,更削弱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所以,应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压力溢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区制转换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RSGVAR)并基于关联网络方法,测度并比较分析了G20成员国在2016至2020年间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的时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货币政策因素对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的长短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全球加息周期内(2016-2018),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有所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美股的多次熔断导致股票市场压力溢出急增;发展中国家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变化周期性特征与美国基本一致,但其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压力溢出波动要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从短期内看,本国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各金融子市场压力的影响总体一致,而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长期看,美国货币政策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渠道和方向完全不同：美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其他成员国家,并且存在长期正向冲击;欧元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发展中国家,通过股票市场影响发达国家,但呈现负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