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     

后农业税时代河西走廊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以河西走廊张掖市农户调查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交易价格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农业补贴额作用着农户农地流转;＂农户对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效应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吉林、山东和陕西3省42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重要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员越多,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越高,土地转出的面积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以及建立健全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政策含义.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禀赋资源，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及收入构成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量化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入户经营性收入增长和工资性收入下降，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对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2）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出户经营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而对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促进家庭收入增长。（3）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要素禀赋不同地区的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上发现可以为完善和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产权强度、政策支持与务农收益研究综述与分析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农户务农收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对农户的资金补贴、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农户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其务农人数、农户的固定资产拥有量等对农户的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工资收入与其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要进一步增强农户对农地的产权强度。     

承包地确权、农业补贴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承包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几率，且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面积。农业补贴也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面积，但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出面积。承包地确权显著增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入几率和转入面积的正向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几率的效应，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面积的效应受土地确权影响不显著。承包地确权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形式、上一年农业产出及投入等均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好的土地生产条件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改善土地质量等途径来促进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更多农民选择互联网进行创业,这一行为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农民通过互联网进行非农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最后得出互联网使用显著影响农民非农创业。研究的异质性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农民的非农创业意愿影响更大,对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农民影响力度更大。研究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通过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和社会互动效应来影响农民非农创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非农创业的积极性。     

风险意识、用途变更预期与土地流转意愿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低水平困局",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农户风险意识和农地非农用途流转倾向的考察,为此文章借助列联表分析法和Logistic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户风险意识及用途变更预期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提供事实依据。结果表明:农户风险意识和土地流转协议形式分别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在土地非农流转预期情景下,农户参与意愿下降。这意味着农户风险意识的确抑制了其土地流转意愿,这可能是当前土地流转困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在其土地流转决策中的作用因地域而异;规范和推广土地流转书面合同将有效促进土地流转进程;土地流转用途变更预期并未显著刺激农户参与土地非农流转。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农户经营特征分化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文章基于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从农户经营特征分化视角出发,分析了当前异质性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机理,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职型农户均有较强的土地转入意愿,但普通农户因土地流转市场缺失难以转入土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地租承受能力较强且受到政府支持,转入土地较容易。非全职型农户中,兼业农户基于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社保功能,倾向于维持现有土地规模;工商农户具有较强的土地转出意愿,但土地流转市场缺失、种粮补贴政策扭曲、土地社保功能突出制约其转出土地。据此政策启示:建立健全各类农户创新创业投资的激励诱导政策,促进农户经营特征有效分化,提升农地流转有效供需水平;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保制度,消除土地准社保功能,促进农地在各类农户间有序流转,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