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研究——基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

高管超额薪酬现象是当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结合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监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女性董事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这种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CEO高管独立性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不足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降低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这种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在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以及非CEO高管监督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浙江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通过对浙江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企业规模之间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差距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建议适度加大高管薪酬差距,建立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绩效。     

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浙江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通过对浙江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企业规模之间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差距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建议适度加大高管薪酬差距,建立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绩效.     

高管薪酬差距会诱发侵占型职务犯罪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在中国呈现高发态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本文从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视角,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内部和外部薪酬差距对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内部薪酬差距越小,高管实施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而外部薪酬差距越小,高管实施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可能性越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只有对于法治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和自由现金流较多的企业才显著成立。本文的研究对于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充分认识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影响因素和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于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代理人行为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是社会公平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重新定义和区分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概念,并基于相对分位数计量方法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激励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管薪酬分配总体服从右偏分布,分配总体上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性趋势逐年恶化;分配不公平的公司集中度加强;相对于普通员工薪酬,高管薪酬的市场定价相对更公平;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显著影响企业业绩,且存在区间效应,从而导致了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本文为评价高管薪酬分配的外部公平性和估算公平分配的机会成本提供了计量参考。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高管薪酬、企业业绩与国企改革

文章研究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为国企改革提出意见。实证结果是:我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国企与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匹配。国有企业应更进一步深化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让市场决定高管薪酬。     

高管薪酬、企业业绩与国企改革

文章研究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为国企改革提出意见。实证结果是:我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国企与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匹配。国有企业应更进一步深化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让市场决定高管薪酬。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管理问题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因事关企业效率和社会公平,一直是社会及公众的敏感话题,其问题的症结不仅是超越中国国情的畸高问题,更有内部人控制和公众知情权丧失情况下的伪激励问题。它之所以屡遭受社会公众诟病,主要是因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的资源和话语优势自定薪酬及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加大,薪酬制定依据不合理,不明确等。因此治理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是改革我国现行社会分配制度、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女性董事有利于提高企业内部薪酬公平吗?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女性关怀主义伦理学和社会角色理论,实证分析董事会性别构成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性董事基于移情关怀、社会导向和严格的监督风格,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具有抑制作用;第二,女性独立董事能显著抑制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而女性非独立董事作用不明显;第三,在股权更为分散、设有薪酬委员会的公司中,女性董事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第四,女性董事与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即女性董事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更显著;第五,"限薪令"政策弱化了女性董事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没有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内部薪酬差距较大的企业,有必要在董事会中增加女性成员,以加强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第二,给予女性董事更大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女性董事的性别优势和监督作用;第三,完善内部治理机制,设立薪酬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科学制定薪酬、管理薪酬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绩效薪酬相关性,兼顾效率与公平。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有效性研究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存在一些不足,原因在于薪酬激励的自身因素和薪酬环境因素两方面。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忽视长期行为激励、缺乏同业竞争优势、轻视普通员工激励;环境因素主要有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非充分有效、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及普通员工的薪酬与业绩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其有效性并不十分理想。据此,本文提出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具体建议:从微观层面看,优化薪酬激励机制;从中观层面看,强化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从宏观层面看,改善外部相关环境。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有效性研究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存在一些不足，原因在于薪酬激励的自身因素和薪酬环境因素两方面。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忽视长期行为激励、缺乏同业竞争优势、轻视普通员工激励；环境因素主要有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非充分有效、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及普通员工的薪酬与业绩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其有效性并不十分理想。据此，本文提出了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具体建议：从微观层面看，优化薪酬激励机制：从中观层面看，强化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从宏观层面看，改善外部相关环境。     

“惩一”能否“儆百”?——曝光机制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威慑效应探究

本研究应用犯罪经济学中的威慑理论,考察了高管腐败曝光对可比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威慑效应。基于2008-2015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我们发现高管腐败曝光对同省份或同行业企业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有一定威慑作用。被曝光企业规模越大,惩罚力度越高,威慑效应越明显。可比企业原有腐败水平越高,公司治理质量越差,威慑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曝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能够改善同行业可比企业的未来业绩。本研究拓展了威慑效应理论在微观实证领域的研究,对于客观评价高压反腐的政策实施效果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吗?

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能否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是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利用2010—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能够抑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并且政府审计的这种外部治理效应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审计署的监督力度较强时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