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各区居民生活质量评价——基于topsis法的测度

本文从经济、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入手,利用TOPSIS法对深圳市六区的居民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原特区内四区居民生活质量显著优胜于原特区外二区,且其内部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经济水平差异并非评价居民生活质量优劣的唯一因素,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推进也不可或缺;各区应根据目前发展现状,以优势带动不足,最终达到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市域均衡发展的目标。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之探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各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这就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与公共服务需求增长相对应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导致政府公共服务严重缺位，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所享受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政府是营造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必须以政府职能的转变带动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用恩格尔系数评价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局限性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采用合适的评价指标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进行评价显得日益重要。恩格尔系数作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经常被各国经济学家用于衡量本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就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应用恩格尔系数分析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准确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时期内具有差异性，所以在采用此指标时应慎重使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新农村建设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物质基础。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条件显著改善，但农村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必须自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差距。     

注重均衡 构筑和谐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以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前提下，实现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基础需求的平等满足。从发展的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务既包括义务教育、公共文化体育、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事业性服务，也应包括公共安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服务等公共事业性服务。     

非首都功能疏解下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人口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文章选取城市道路面积、城市道路长度、城市粪便量、生活垃圾清运量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五个指标衡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定量分析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城市人口增长越快,建议北京市进一步控制总人口规模的增长,加大对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适当补充民间资本调整目前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状态。     

浅议基于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该能体现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然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反映能力并不理想。本文旨在分析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构建多层次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浅谈如何提高社区人口计生管理服务水平

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人口计生工作作为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将有效的管理延伸到社区、融入到社区、落实到社区，对社区内居民的合法权益加以维护，充分发挥社区的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在少生优生、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促进居民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和谐发展。提高社区人口计生管理和服务水平，不但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对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城市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深圳市社区建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但与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突出表现在社区中居民小区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足与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尖锐.本文从社区公共服务性质与政策、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社区服务组织运作绩效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深圳市社区服务供给的建议.     

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水平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地方政府为满足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由政府为主提供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当前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快城乡区域统筹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不断缩小工农、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距,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食品价格增长对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省际面板数据（1996～2010）

近几年我国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对居民生活水平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1996～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食品相对价格对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正影响；近几年由于我国（食品）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上升（或下降缓慢），即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步上升。因此应该采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物价的相对稳定，才能实现居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同步增长。     

不同区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以江苏无锡、镇江和盐城三市为例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对人们生活的全面评价,它综合反映了社会成员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方面情况特征,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生活质量包含多方面内容,文章选取了一套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体系,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选取了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典型城市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差距.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

浙江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较大，但小于经济发展差距，且呈总体缩小趋势。与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居民需求相比，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     

农村小学校车服务外包发展情况研究——以湖南省L县为例

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校车在公民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落后,人口分布密度不均,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校车配置长期落后于城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安全事故与社会问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和政府在其能力内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对湖南L县校车服务外包的发展情况的调查,对今后加强我国农村地区校车服务管理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社区信息化在公共服务平台中应用方式研究综述(2009年-2011年)

社区信息化的本质在于社区的自治与自洽,与此同时,进行社区信息化的建设,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平台中的社区信息化过程将无形的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网络空间”,以此来加快社区居民办事、购物、问政等一系列的生活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社区信息化在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应用方式所做的研究综述.     

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实现共同富裕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终极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关键群体是农民。农村人口数量多、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不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城乡发展差距存在的主要原因。新时代，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要以低收入人口、种粮农民为重点人群，以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领域，以粮食主产区、脱贫地区为重点区域，持续缩小农村居民在经济生活、卫生健康、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推进包括城镇和乡村居民的共同富裕、覆盖城乡区域空间的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富裕”和有差异的渐进式共同富裕。为此，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着力点，以促进农业现代化、积极发展富民产业为抓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完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力度，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性制度安排。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研究——以湖南省不同地方政府为例

以湖南省地方政府为实证研究基础,采用两阶段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效率进行了全面分析。Censored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与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因素成正相关,与县级地方政府管辖范围、支出结构成负相关,而与居民流动率、投票参与率等因素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析

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在对济南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其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政府应有针对性地着力改善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析

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在对济南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其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政府应有针对性地着力改善穆斯林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

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基本公共服务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政府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居民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即绩效界定中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