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由来与意义 “中国生产率理论、测算与对策研究”课题是“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它是继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学者合作研究“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后,由中国学者自己深人研究中国生产率问题的课题,在研究中吸收了国内外生产率研究的系统成果,对生产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结构-效率-速度的逻辑框架

本文以结构-效率-速度为逻辑框架,在分析 “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形成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成本 曼奎斯特模型与传统径向曼奎斯特模型相结合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及技术进步和价格效应的增长率。研究表明：（1）“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实质上一脉相承,以“服务业成本病”现象来反驳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是自相矛盾的;（2）中国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减缓使得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3）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上,服务业并非是“技术停滞”部门,但服务业内部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大异质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4）中国各产业的配置效率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进一步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1953—1990年）

一我院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是由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国家统计局平衡司的配合下与被誉为“美国生产率之父”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前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上任理事长乔根森(Dalc W.Jorgenson)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以及日本庆应大学产业研究所所长黑田     

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影响渠道

通过搜集包括107个国家1960~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集,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估计,研究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外债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外债扩张可以促进投资增长,但同时会降低投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也是倒“U”形的,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召开京、津常务理事会

1990年2月8日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在京召开了京、津常务理事会,主要内容有: 一、讨论了即将于1990年6月24—27日在北京举行的“数量经济学及其在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应用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增进我国经济工作者与海外经济学者的交流和友谊,研讨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并纪念1980年夏季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十周年。这次国际会议拟包括如下6个议题:1.国际经济模型联接;2.生产率和经济增长;3.中国经     

2009年：把握“L”型增长中的八大投资机遇

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斯密增长”和“库兹尼茨增长”已经终结，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生产率的提升，我国将像发达国家一样经历经济增长率由快到慢的过程，进入依靠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因素推动的“熊彼特增长”，从而进入“L”型增长阶段。     

“科技进步”完全体现为“规模经济”——R.Solow教授的所谓“非体现型技术进步”纯属虚构

不弄清“科技进步”,就无法知道经济增长中究竟含有多少内涵增长成分,就不能判定“知识经济”的发育程度,从而影响政策的正确选择。因此,弄清“科技进步”的真实内涵,对于正确估量与有效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在[1]中通过严格的推理,揭示了任意时刻t的“科技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结构红利假说”的非线性检验——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门限回归分析

已有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文献大多基于线性模型,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基于2002—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结合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成本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先逐渐递增后逐步减弱;分样本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最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途径,而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足。     

生产率异质性、服务业“成本病”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均衡框架下重新构建了产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部门价格增长及名义产出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通过产业部门的数据对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是否存在价格攀升过快的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和部门产出增长走向停滞的问题。结果表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产业部门价格攀升过快的“成本病”问题在所有行业普遍存在，但行业间具有异质性特征。部门生产率的下降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尽管抑制作用会通过提高价格这一中介变量增加产出而有所缓解，但是生产率的下降对产出增长的净效应显著为负。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要警惕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价格攀升过快，但也不必过分忧虑因大力倡导发展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得本部门价格下滑过快、劳动力流失而面临增长停滞的问题。     

科技与广西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选取广西1991～2009年《广西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广西科技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科技经费使用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     

中国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1988～2008年

运用我国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考察不同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结果凸显以1997年为断点的阶段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发明专利在1997年前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在1998~2008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大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论证了原创型创新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这与现有研究的结论不同。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新的时代”,是近日在苏州召开的“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主题。与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对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进行了分析。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之所以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是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完全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基本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今年又是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年。高盛(亚洲)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从资本积累型的模式说,过去基本是靠高投入,高产出,以后更多的通过结构改革,通过对国有企业、银行体系的改革,通过生产率提高的模式推进发展,这也…     

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

运用2013—2018年中国上市私营矿业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构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利用得出的相对动态效率值来评价技术进步,建立FGLS模型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股权集中度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技术效率呈显著“U”型关系;(3)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当股权集中度为39.30%趋于相对控股时,中国私营矿业公司经济增长模式达到最优。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源泉：1978~2010

本文利用中国1979~2010总量和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纯要素生产率法和Solow余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总体和省级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生产率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发展,但资本投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主要是由资本投入贡献不同造成的。2000~2010年中国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出现高资本投入、低生产率和高增长的现象。     

企业家成功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

1800年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萨伊写道:“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换言之,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     

研究经济增长率的几个公式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最近,在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论文中,有些是从分析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和投入增长率的关系入手,提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评价的。但是,在分析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和生产要素增长率三者的关系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公式,这些公式中,有的本身有错误,不能使用;有的是近     

基于ISP指数的中国能源生产率再测度与分解研究

本文首次采用基于投入冗余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重新测度和分解中国1985-2009年29个省份的能源生产率,该指数优势在于不仅可以测度与分解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各种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测度的能源生产率还可以分解为能源的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研究表明：中国能源生产率年均提高2.89%,总体水平并不高,低于其他国内外文献的测度结果。2002年是中国能源生产率发生变化的关键年份。2002年之前,中国能源生产率年均变化为3.69%,但是波动性较大,2002年之后,中国的能源生产率水平稳步上升。2002年之前,技术变化是能源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量,2002年之后,技术效率变化推动了中国能源生产率的稳步上升,表明中国能源生产率开始走上效率提升的轨道。中、西部与东部的能源生产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技术变化是导致东、中、西部之间差距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呈现出“高能效-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中西部则表现为“低能效-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部省份的能源生产率均得到提升,最佳实践省份越来越多,但是省份之间的追赶效应只有0.36%,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度与生产率分析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与结构特征,分析数字要素对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方法:基于投入产出序列表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内涵、信息经济理论及增长核算方法,建立数字经济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1.24%,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数字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数字融合部门增速高于数字替代部门,但二者均低于数字基础部门的增速;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行,数字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研究创新:提出包含三大效应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将数字经济划分为基础部门、融合部门和替代部门,建立数字经济核算的方法框架,关注并考察了数字要素的增长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测度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