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提高最低工资的争斗

围绕提高最低工资的争斗王振华最近，美国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之间就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争吵又热闹起来。争吵的原因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因素———为了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由国会通过，并立法批准，但各州有权在联...     

时薪28港元:香港实施最低工资

今年1月,香港最低工资附属法例获立法会通过,时薪确定为28港元。围绕着"五一"条例实施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港府立法其实,香港早于1932年就设立了最低工资条例,当时英国作为国际劳工组     

澳大利亚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对我国经验借鉴

澳大利亚是最早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之一。自1904年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先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其涵盖范围广、制定程序严密、设定标准高、法律制度健全，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文章建议应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统一最低工资标准的内涵、明确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度、提高立法层次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体系，以促进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健康发展。     

关于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思考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史 最低工资制度最早诞生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当时的目的,是旨在通过裁定最低工资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消灭"血汗工资".以后,随着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一系列国家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人们对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和作用有了不同理解:有的认为,这一制度能为工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安定;有的国家把这项制度作为维持一定社会购买力的措施;更多的国家则把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分配和劳资双方事务的干预,以控制平均工资的水平,从而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最低工资制度效用的多功能性,因而世界各国在实行了这一制度后,均表现出持续的适用性.     

最低工资文献综述

最低工资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干预工资分配的一种制度,该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劳动者,但是在实施中却引来了很多的争论。对此经济学家们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实施最低工资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文章尝试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对最低工资的研究提供参考。     

美国文化多元的“精彩与无奈”对建设广西文化的启示

正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除了依靠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抓住了历史上有利时机外,其多元文化也是重要因素。但是,多元文化既让美国有"海纳百川"的精彩,也成为某些美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变化因素。美国文化多元的精彩在美国随处可见各种多元文化的     

最低工资掀争拗港爆裁员执笠潮

今年"五·一"劳动节对香港有特别意义.从那天起,最低工资条例正式实施.其实,早在1960年代,台湾就出台了规范工资标准的法例,内地也于2003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而香港经济一向奉行高度自由政策,推行最低工资标准在港一直阻力重重.也正因如此,当首个最低工资标准于5月1日终于在香港得以执行时,许多支持者高呼"这是香港最重要的劳工法例".     

从贫富差距看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2011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凸显,物价上涨过快,区域收入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政府都对最低工资结构进行了调整。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制定统一的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而目前主要是各地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与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很大,有的地区不到700元,有的地区已经达到1300元以上,更甚的是同一个城市不同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标准都不一样。这样的工资标准显然是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可能加剧贫富收入差距。文章主要结合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现状,通过对实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利弊因素的分析,阐述了建立我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作用意义及建议对策。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国内

■上海4月1日起调高最低工资推动一线职工收入增长上海最低工资、城乡居民低保、失业保险金等标准调整方案于2012年2月6日公布。"上海发布"下午发布消息,4月1日起,上海市将提高月最低工资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Using data at micro and city levels,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n China, and examines its coverag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inimum wage policy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in terms of both coverage and the level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but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tool that relies on the monthly wage rate is not effective. Because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work more hours, use of an hourly wage rate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a monthly wage rate.     

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

文章利用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契机,调查分析了新的工资标准实施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的执行力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力度由原先的80%降低到70%左右;最低工资制度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上发挥了一些效果。研究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均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工资标准过低和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幅度削弱了该政策提升劳动者工资的作用。     

最低工资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析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已实行多年,但效果并不理想,表现在各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过低,没有达到保障最普通劳动者基本生活之目的。本文在分析最低工资制度的缺陷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及合理化建议。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部分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进行分析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时间较短，与其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从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关系、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关系及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通过对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文章建议应从合理地测算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环境和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体系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     

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基于最低工资收入者角度的实证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劳动保障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利,保障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文章依据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从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对1993-2012年上海市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人均GDP、最低社会保障线、人均消费性支出等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上海市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远低于40%~60%的国际标准,与人均GDP的比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偏低,需要进一步改进或完善相关政策。     

最低工资对广东省的就业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广东省1996～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定理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正影响。因此,广东省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最低工资,使其真正成为低收入阶层的有利保障。     

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能力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出——基于浙江的调查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能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挤压其创新资源的投入,也可能通过倒逼企业创新或改善创新预期收益而增加创新产出.文章基于浙江省企业创新障碍调查数据,利用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分组对比发现,工资支付能力不同的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显著差异;次序logit模型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而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正面影响,对创新利润占比没有显著影响.     

The minimum wage,expor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provincial minimum wage, firms’ export behavior, and firms’ performance in Indonesia. In this regard, we apply a 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etailed firm-level data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uring 2002–2014.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wage is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 in a firm’s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but increase in its probability of exporting and markup. We also use the 2012 minimum wage reform in Indonesia to conduct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nalysis to further mitigate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of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Our findings are generally robust to alternative estimation methods. Moreover,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wage, firm size,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workers also affect the predictions. Above al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donesian exports and the coun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not negligibly affected by higher labor costs caused by the growth in the minimum w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