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作建房模式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要解决住房问题,光靠政府和地产商是远远不够的,合作建房模式的横空出世是冲出房地产困局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通过合作建房有效缓解住房紧张,值得我国借鉴,中国合作建房模式目前有两种现实路径:企业集资、住房合作社。合作建房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民间调控,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有益补充。     

合作建房纳税疑难问题解析

合作建房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房,但关于合作建房的判断条件相关税法并未详加规定。现实生活中,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房的形式多样,有以土地使用权提供方名义开发的,有以资金提供方名义开发的,也有以双方名义共同开发的。到底哪一种才是税法所指的合作建房,还是所有的这种形式的行为都属于合作建房呢？另外,合作建房至少涉及土地使用权提供者和资金提供者两方,所征税种主要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中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计算过程复杂,容易产生税企争议。     

中国合作建房发展状况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理想家苑为例

合作建房在中国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建房模式,于20世纪末先后在北京、温州、上海等20多个省市进行尝试。合作建房有着解决信息不对称、产品价格低廉等优势,但是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通过文献查阅整合、实地调研考察以及相关发起人走访等方式,以温州合作建房作为典型案例,揭示个人合作建房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个人合作建房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以及发展障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合拍购房：曲线“救国”还是无奈选择？

早在2003年，国内就悄然兴起“个人合作建房”之风，但因资金和土地等瓶颈束缚，一直无法取得突破。随着深圳和广州“合拍购房”（即个人合作建房者共同合作参与拍卖购得房产）的成功，无数人的安居梦想重新被点燃。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合作建房者曲线“建”房的一种聪明之举，但也有人认为，合拍购房只是个人合作建房的无奈选择，星星之火，难以燎原。那事实到底是什么，抑或合拍购房只是个人合作建房的一种歧路徘徊？近日，本刊编辑部特别邀请了一位合作建房发起人——来自深圳的林立人先生和一位发展商——江西宝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海斌先生，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共同探讨。     

合作建房纳税疑难问题解析

合作建房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房,但关于合作建房的判断条件相关税法并未详加规定。现实生活中,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房的     

一个律师的信托式合作建房实验

在全国一系列的个人合作建房计划宣告失败或以多种方式“异化”之后,曾经是很律师出身的北京合建房发起者之一的孟宪生所采用的信托模式合作建房或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住宅合作社应成为住房保障的一种重要形式

合作建房源于住房“解困”，伴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发展，适应了住房短缺的需要。常中央、国务院在政策上给予合作建房大力支持，1986年起的十年间，城镇合作建房进入蓬勃发展期，各种类型的住宅合作社曾发展到5000多个。住宅合作社作为合作建房的主要载体，有三种类型和组织形式，合作建房具有不明的特征有，是实施住房保障的一种供应形式，应成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以住宅合作社的形式进行合作建房也是国际上一种被普通采用的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方法。在新形势下，建议继续以住宅合作社的形式开展合作建房，从完善合作建房制度入手，充分发挥其在实施住房货分配、危旧房改造、加快城市建设，抑制房价、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调控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的良好作用。     

中国合作建房发展状况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理想家苑为例

合作建房在中国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建房模式，于20世纪末先后在北京、温州、上海等20多个省市进行尝试。合作建房有着解决信息不对称、产品价格低廉等优势，但是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通过文献查阅整合、实地调研考察以及相关发起人走访等方式，以温州合作建房作为典型案例，揭示个人合作建房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比较分析个人合作建房在我国发展的可行}生以及发展障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合作建房意向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分析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合作建房行为分析框架，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维度考察城市合作建房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浙江、贵州、湖南、深圳四地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合作建房功能的态度、对合作建房获得外部支持的评价以及对内部控制合作建房资源的能力感知均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居民合作建房意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128、0.141和0.669。我国城市合作建房模式的设计应兼顾合作建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功能，既要发挥合作建房“自组织”的力量，又需要获得政府、市场、社会等“他组织”的支持。     

合作建房新视点

2006年11月15日，温州市个人合作建房联盟委托房地产开发商以1．0458亿元的价格获得政府挂牌出让的3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2006年12月22日，深圳个人合作建房的组织者和其他80名合作建房者通过拍卖竞得两栋宿舍楼。发生在这两个城市的合作建房“成功”案例，使自2003年底春潮乍涌的个人合作建房这一新生事物的盖头渐渐掀起。从非法集资的质疑到违法预售的指责，合作建房走过了一路荆棘。先行者们试图突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传统模式并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但实践证明，这条路仍然存在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本文试图对个人合作建房作一理性思考，以新视点考量新事物。     

北京为省钱 广州为好玩

广州的合作建房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工薪阶层”所设想的，它只不过是为一些有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人士提供理想住居。追求的是一种很“小资”、很个性化的生活模式，这样就决定了广州的合作建房只是“有钱人”玩的一种“游戏”。     

两种合作建房方式下营业税处理难点把握

对于合作建房税务处理实务的几种具体模式,可以按照有偿投入到有偿收入的整个过程划分为建房环节、分配环节和销售环节,清晰地解决合作建房中所涉及的各纳税方、计税依据以及应纳税额的核算难点。     

个人合作建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自北京的于凌罡于2003年12月首次发出个人合作建房的倡议以来,民间对于合作建房的热情越来越高,各地纷纷组建合作建房组织,意欲通过个人合作建房的方式,以较低价格实现安居之梦,在温州、深圳这种个人合作建房的方案甚至突破重重困难初步得以实现。但是,个人合作建房依然处于缺乏法律支     

合作建房刍议

前一阶段，关于合作建房的话题炒得热火朝天。在房价高企并不断攀升的今天，合作建房使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但本文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合作建房在我国并不可行。     

合作建房，另一种模式 杨金城和他的个人委托代理建房

2012年，曾经轰轰烈烈的”合作建房“卷土重来。7月．房地产从业者孙智群，以及被称为“个人合作建房破冰第一人”的温州商人赵志强．先后发布了进军北京合作建房的消息；9月．杨金城在河南许昌以个人委托代理建房名义建设的书香苑小区将迎来第二批业主：而2003年首倡合作建房的于凌罡，至今没有放弃合作建房的理想。     

发展住房合作社的经验与启示——基于西方国家的模式与我国的初步实践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房价超出普通大众承受能力、保障房供给与需求脱节造成大量积压、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等问题亟待解决。而住房合作社作为具有民间自发主导、建房成本低、住房质量高、选择多样性等优点。由于中国合作建房历史较短、法规缺失、支持乏力、产权不清等原因,导致合作建房在我国一直无法形成规模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体系。而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合作建房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成熟的运行体系。这些国家在立法保护、金融支持、财税优惠等方面为住房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这些国家的成熟模式和我国的初步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将为我国近期保障型合作建房提供借鉴意义,使住房合作社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一种良性补充或替代模式。     

合作集资建房50年的风雨历程

近几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推行合作集资建房的建议。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报导，不仅把合作集资建房叫做“新生事物”，而且满怀信心地预测合作集资建房必将在我国形成“燎原之势”。其实，合作集资建房在我国已经走过了50年，而且出现过两次波折，目前正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现在把它的风雨历程写出来，供有志于研究合作集资建房的同仁们参考。     

“民间合作建房”应合法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开放民间集资建房的呼声颇高。然而，由于法律未对民间合作建房行为进行定性，对集资建房行为是否合法人们心存疑虑，更担心民间建房涉嫌非法集资，导致社会上一些民间合作建房行为多数半途夭折。     

解开个人合作建房“八疑”

近几年，面对惊人的商品房价格，个人合作建房模式在一些大城市悄然出现。2003年，北京有人提出个人合作建房的设想。2005年后。个人合作建房方案在广州、沈阳、深圳、南京、厦门、武汉、杭州、成都等不少城市纷纷出炉。2006年11月15日，一度在各地风起云涌的“个人合作建房”浪潮。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率先在温州“破冰”——260名合作建房者以10458亿元拿到温州市政府挂牌出让的30亩地块。成为全国个人合作建房中首个成功拿到地的先例。     

孙智群：从“合作”到“委托”建房

8月中旬,北京委托建房（原北京合作建房）秘书长孙智群推掉了大部分媒体的采访,“希望冷处理一段时间”。从合作建房到委托建房,随着关注度的越来越高,孙智群发现知名度的提升并不能同信任度划等号,“还是先做点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