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承接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一步指出了如何贯彻这一原则的思路,这就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思路为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理顺企业分配关系,加强分配制度的激励效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清晰地界定了市场与政府的不同职能。市场机制的职能是扶优汰劣,是增进效率。初次分配正是在企业等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运行获得合法收入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中…     

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政政策取向——以辽宁省为例

保证收入分配公平是政府公共政策中最困难和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冷静分析收入的现实和趋向以及各种政策的长短,无论对于把握公平,还是促进混合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都会助益。文章以辽宁省为例,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影响进行阐述,并从财政政策角度剖析导致收入分配产生差距的原因,进而从财政政策层面挖掘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取向。     

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

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市场化之路，已经是无需再强调的共识。在市场经济与其他经济体制之间，为什么必须选择市场经济，可以从很多角度给出解释。一种最常见的解释是基于功能主义，也可以说是功利主义，认为市场化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效率提高。这种解释是有其识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知识产权、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交易效率的角度,运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交易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没有交易效率的提升,就没有持续协调的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提高交易效率,否则这种保护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新效益观在经济法中的体现--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法上的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一直是经济法学界研究和讨论的主题,寻找一个支点,使两者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中达到平衡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无法作出简单的价值评价,解决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取舍时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的问题,而应是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把握经济法的特性,找到公平与效率最佳结合的落脚点。在本文中,笔者引入法律经济学的观点,力求在确定一个新标准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商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

由于治理结构的封闭性、管理决策的随意性和代际传承的排他性,家族治理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董事会》: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有十大商帮,现代中国有闽商、浙商、山     

基于效率与公平的国有煤炭企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对我国国有煤炭企业的评价大多集中于绩效评价,主要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经济增长、竞争力等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关注国有煤炭企业的效率与公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有必要设计具有国有煤炭企业特色的效率与公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帮助其更好地履行对出资人、员工及社会等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寡头竞争均衡、效率促进与市场稳定--一个福利经济学视角

多种条件约束决定了真实经济世界的资源配置效率必然偏离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关于效率问题的推演逻辑。短期边际成本定价趋势与固定成本长期补偿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完全竞争均衡结构内生着不稳定性。“产品竞争度周期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传统的市场结构进化理论。寡头结构有寡头垄断均衡和寡头竞争均衡之别,后者作为市场结构自然演化的结果,能够增进组织绩效和提高行业效率,并实现市场稳定。因此,市场行为基础上自然演进的行业集中度提高是有益的。市场从竞争到垄断都不惠顾社会公平问题。市场结构、组织效率与经济稳定之关系研究无论对产业组织理论创新还是对产业政策制定来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仲琦科技：用PLM同步提升效率、成本与服务质量优势

成立二十多年来,仲琦科技通过持续转型和自我的完善与发展,取得了多元化的经营业绩。创业初期,仲琦科技以引进高科技产品和提供专业服务为目标,深耕系统集成领域。在专业集成和客户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仲琦科技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很强研发实力的制造商,开发出了一系列电信接入设备和宽带网络设备,并以自有品牌Hitron行销全球。     

效率增进、技术创新与GDP增长——基于长三角15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度了1999—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研究了2005年各城市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经济效率所需要调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数量。文章认为提高产业技术效率,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比例,加快技术引进和技术追赶步伐是推进长三角地区GDP增长的有效途径。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中国能源效率——基于岭回归的分析

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三个指标共11个影响因素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岭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显著地与能源效率正相关,技术进步会提高能源效率;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会降低能源效率;煤炭消费比重提高也会降低能源效率,而石油消费比重提高则会提高能源效率。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均会显著地改善能源效率。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公司治理质量、债务期限与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引起公司非效率性投资的主要扭曲因素。基于我国经济转型的治理环境,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2012～2014年数据为样本,探讨了公司治理质量、债务期限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监督机制。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质量、短期债务有效改善相关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地,公司治理和债务期限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替代机制,在公司治理质量高的公司里,短期债务对投资效率的作用减弱。     

环境管制、生产力提升与产业发展——2008两岸产业效率与产业发展研讨会观点综述

本文对"2008两岸产业效率与产业发展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这些观点涉及工业增长与环境协调、环境管制与生产力成长、发展环境与产业绩效以及产业发展与升级等前沿内容,反映了产业绩效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科技R&D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和创新效率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分析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重要,科技人力资源中的R&D人员次之,人力资本存量最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效应最高,但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效应为负。     

垄断行业的效率、改革与规制重构——转型经济中的经验与教训研讨会观点综述

行政垄断的判定与垄断程度的测度需要一个完善的标准。实证表明,行政垄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损失,而消除行政垄断只能分步骤有序进行。竞争政策的设计应结合本国国情,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多元的,同时需要构建完善的反垄断体系。垄断行业的改革应根据行业自身特点与市场空间来确定其市场化的程度和规制的程度,需要系统设计改革时序,重构并建立科学的规制体系。     

要素投入、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基于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基于DEA理论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程,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研究表明：（1）2003-2007年,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6．4％的速度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增长支撑;（2）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均衡,浙江省的变化相比其他两省较低。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从融资视角来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其自身特点受制于较强的融资约束。因其引发的资金不足问题导致新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为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补贴成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0～2014年新能源产业微观数据,在全样本和按企业异质性分组的子样本下,利用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定量估计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双边效应和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效应能够平滑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但却未能完全正负抵消,新能源产业上市企业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但也有1/4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从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更高。     

环境不确定性、税收激励政策与投资效率——基于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研究

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关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的影响下, 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会偏离其有效水平。 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的影响, 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环境不确定性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存在 51.84％的负向影响, 税收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存在 48.16％的正向影响, 最终导致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低于其最优水平; （2） 在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综合影响下, 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为 1.15, 非国有可在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为－7.85, 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明显高于非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 （3） 税收激励政策对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为 34.81％,比对非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高5.84％。 以上结论为可再生能源企业更有效地投资以及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税收激励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为可再生能源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化发展和政府更有效地干预市场经济提供借鉴。     

金融生态环境、 企业风险承担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面板VAR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 2010～2017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样本数据, 运用面板VAR 方法, 探析了金融生态环境、 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 结果表明： 金融生态环境与制造业的企业创新效率之间为双向促进作用, 且均具有长期促进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抑制作用。 基于制造业所有制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 （1） 金融生态环境对国企、 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具有促进作用, 且均为长期促进; （2） 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创新效率均可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 且均为长期促进; （3）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了国企和非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其中对国企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企; （4） 国企的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非国企中不存在这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