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企业试图通过股权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减缓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基于2014—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发现高管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探究其产权性质发现，不同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持股对非民营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MBA/EMBA如何为企业带来价值

企业高管进行EMBA学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学校应根据这些企业高管的需求做哪些具体而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够让这些企业高管们能够真正学以致用？     

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降低了企业风险吗? ——基于企业避税的角度

上市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以后,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董事高管责任险的三种治理假说:机会主义假说、激励主义假说、外部监督假说,哪种假说在董事高管责任险作用于企业避税时发挥主导作用?文章以2011—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于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以后,进行了更多的企业避税;第二,相比于没有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企业,购买企业风险增大;第三,替换了避税指标以后,发现基本结果保持不变;第四,内部控制质量具有调节作用,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会缓解董责险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企业避税。因此,我国董事高管责任险没有起到风险治理作用,反而诱发了管理者更多的风险行为。     

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企业慈善文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样本数据对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精准扶贫展开研究,发现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会促进企业开展精准扶贫,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建立,并且企业慈善文化在高管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出生于富裕地区且没有贫困经历的高管,变量数据相对于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显著性不强,即对精准扶贫的影响不是更明显。相关结论不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丰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动因研究,同时对企业如何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主要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2012和2013年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人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任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高管人数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则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     

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

文章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能够显著加剧企业违规行为，即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越强，企业违规倾向越大、严重程度越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抑制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情境性分析表明，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关系在低货币薪酬、高持股比例或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的相关文献，同时为高管薪酬制定以及如何规范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参考思路。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风险承担与企业环境绩效

文章以200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正向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即作为一种避险机制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从而有效提高环境绩效；企业风险承担则削弱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讨论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弱；两职合一比两职分离更能促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     

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综述

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与高管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为解决委托代理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往往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而高管薪酬的表现方式也有多种,如何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使得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实现共赢,是文章的研究重点。文章以2015-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其中高管薪酬激励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改善高管薪酬结构、提高企业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创新型企业高管激励比较研究

本文选取创新2006年7月启动创新型企业试点所认定的企业及国家科技部所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等101家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研究样本，对创新型企业的高管激励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前薪酬激励仍然是对高管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分析

通过运用2008-2010年的最新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高管持股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显著;要使高管持股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就必须给予高管合适比例的持股,以达到激励高管的目的。     

企业绩效、高管持股与创新投入

文章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创新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研究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对当期财务绩效的提高起抑制作用,高管持股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起推动作用,高管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当期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起削弱作用。     

企业R&D活动、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样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研究企业研发活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高管特征能否发挥调节作用,其与前两者又有哪些关联。结果发现,企业R&D投入对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特征中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人员的持股情况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二者均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及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国门进行学业、工作深造,学习国外优秀的管理方法、工作经验和专业技术,而这些拥有海外背景的人才回国后会受到很多企业的青睐,他们一部分选择自己创业,一部分被企业聘用为企业高管。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要发展离不开创新这一动力支撑,尤其是在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下的市场经济,只有创新才能让企业顺应市场的千变万化,它是一个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动力,也是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作为企业的核心决策者和管理者,这些海外背景的高管与企业创新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具备的哪些优势能够对企业创新有正相关的影响,又该如何发挥高管的优势更好地为企业创新服务,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数字金融、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高管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辖区企业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管的研发技术背景对该作用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并对数字金融在创新激励方面的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限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背景的调节效应也是如此.     

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给予其政策上的优惠。同时,自主创新也是企业占领市场必不可少的关键条件。本文回顾了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基本概念,从企业的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的内在联系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以及激励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此提出相关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差异化战略

文章基于风险承担与保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风险对冲效应有助于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在民企以及诉讼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更强的风险兜底作用；当采用高管海外经历作为工具变量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而非“自利效应”影响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战略进攻性较强以及研发创新较多（研发型专利和外观型专利）。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相关文献，还有助于全面认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为董事高管责任的全面推广及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隐性薪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管隐性薪酬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高管隐性薪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通过对高管隐性薪酬对企业价值影响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