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向政府学什么

我认为对企业来讲,我们现在的政府大有可学之处。为什么企业应当向政府学习?一是因为企业属于个人行政,政府是属于公众行政,个人行政和公众行政都是共通的,都有一般的规律可循。二是我们现在对政府的批评,远远多于对政府经验的借鉴。事实上,一个组织的寿命越长,值得学习的东西也越多。     

农村问题与政府制度化

过去若干年农村出现严重问题，基层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基层政府是不公允的，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体制。近几年，随着新的政策导向确立，系列新政不断推进，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条件渐入佳境。但是，中央政策的具体推进必须依托基层政府，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环节。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节能否当此重任？如何让基层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中又好又快地发挥作用，不论在农民那里还是在社会上，都还有诸多疑虑。正如有政协委员在温总理面前所抱怨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向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这种现象虽不能说普遍，但也并非个别，必须重视。因此，就农村问题来说，不论是寻找问题的根源还是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必须深入研究基层政府。     

孟溪镇做大村级经济“蛋糕”

“现在村里有钱了，想给村里办点事情说办就办了，不像以前向政府求助，到厂矿企业老板手里去‘化缘’了”。寨杆村支书谭永俸兴致勃勃地向笔者说。素有“梵净府城”、“文化老区”之称的贵州松桃自治县孟溪镇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渝怀铁路穿城而过，与铜仁大兴机场相邻。     

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10省（区）20个乡镇调查

农村公共服务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资金投入不足，但不仅如此。基层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这是乡村公共服务的真正困境。在现行政府问责体制下，很难把农民的服务需求内化为基层政府的工作动力。近两年各级政府虽然在增加投入方面有重要举措，但在建立基层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激励基础和责任机制方面，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     

取消农产品价格干预比减税更重要

我们充分肯定本届政府对农民的关心，也认为减税应是政府努力的主要方向。但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对于农民来说，还有比减税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限制政府不要直接干预农产品的交易和价格。     

勇争第一的王学勤

灌南县委原副书记王加培同志曾深情地说：“一些党委、政府做不到、做不好的事情老同志却做到了，一些在职同志不愿做的事情，老同志也做到了。从老同志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我们要向老同志学习，勇争第一。”这句话是对王学勤同志顽强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和对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商重于农：农业结构调整的重心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恒久的话题。面对各种陷，以前人们习惯于责难农民的市场观念淡薄，责难基层政府没有指导好农民种什么收什么，其实这都有些言不及义，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要求农民和基层政府都做一个合格的商人，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抓好农业与市场的中介－－商业组织的发育，在政策上引导符合资质的商业组织、企业组织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商重于农”，是否击中了农业结构调整的要害，也道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希望？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的特征及其反城市化效应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显特征是职业流动和身份转换的背离，这种特殊转移模式弱化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迁徒的动力，减缓了各种资源的集聚过程，在客观上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化效应。政府应当致力于清除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择业和创业环境，鼓励农民向城市永久性迁移，从而积极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     

当农民在土地上的根被拔起后,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往何方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人员刘涛认为：现在单纯种地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是要被村民骂为无能的，即使种地也要外出打工或经营其他小生意。同时，农民现在也不可能仅依靠种地为生。但是外出务工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生活保障，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这种现实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不会有精神的寄托，情感的归宿。     

小理由的逻辑空间

通常我们做或者不做某件事要向别人说明时,总得有个理由。中国古话“有理走遍天下”,意味着衡量事情的尺度应当是一样的,无论到哪里,大家都认可。来到美国发现,这里不光衡量长度的尺子跟我们不一样,就连衡量事情的道理也和我们有些差别。     

社会治理呼唤更多的法治力量

<正>奉化市整合基层社区法治资源,建立"法治促进服务团"缘于现实的需要。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前社会众多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大多出现在基层;而导致基层维稳走入"困境"的原因,大多是没有纳入法治轨道。最典型的就是信访问题,老百姓一有事情就找政府、就上访,信"访"不信"法"。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基层治理中,主要靠组织的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力量、人治的力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层群众还不太习惯于靠村规民约、道德、法律的力量管治基层社会。现在,事情正在发生新变化,     

读者来信

“三农”问题说的多，做的少，基层政府威信有所下降。近年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相继出台了两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惠农富民政策在基层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农民从中受益有限。一些基层乡镇虽然提出了奋斗目标，制定了发展措施，但抓落实不够有力，真正发展起来的产业和引进的项目很少，出现了“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使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下降。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李继纯：财政支农，任重而道远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国富民丰。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逐步扭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现在中央加大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实现了向‘三农’倾斜、向基层倾斜、     

国际竞争力与企业三化——对当代中国办企业的一些思考

赚钱有三个境界。最低境界是劳而无获；中间境界是劳有所获，你做一分工作，得一分回报，按劳付酬；最高境界，不劳而获，你能把各种事情都安排好，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但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能说曾经梦里有，现在没看见。我们就追求中间境界。我们和钱的关系，如果太近了，像纯私人企业，容易导致心胸狭隘，恶     

吹响“沉香”号角的新兵——记海南省沉香产业协会秘书长沈汝青

<正>带人致富,自己也赚钱,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梦",沈秘书长的中国梦就是希望通过海南省沉香产业协会一系列的努力,让更多的农民住上沉香楼,开上沉香车。"我是沉香界的新兵,越是学习,越觉得知之甚少,越有紧迫感。"一见面,沈汝青就这样自我介绍。为了了解海南沉香产业的现状,一连数日,他带着我们一行人风尘     

从“农民被惯坏”看基层组织权威弱化

正笔者一次与父亲聊天,父亲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太好了,把农民都给惯坏了:国家为农民办好事,却因为少数人站出来当钉子户而难以办成。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国家本来是为农民谋福利,农民却反过来占国家的便宜。是农民真的被惯坏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农民被国家惯坏了?父亲讲了一件事情。政府要在邻村修一个文化广场,为村民的健身娱乐提供场所,规划中要     

把群众满意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根本标准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群众的意见使我们知道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知道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所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荣融指出农村改革趋势是引入市场机制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荣融日前指出，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人，而要增加农民收人就必须把农民和市场结合起来。李荣融说，改革初期，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当时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粮棉等农产品价格。但是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因为当时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有很大提价空间，但现在这个空间已不存在。因此，现在农民要想提高收人，就必须从市场上找出路，在农作物的品种、质量上做文章，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李荣融谈到，早进入市场的农民，经济状况就比较好。谈到为什么更多的农民未能进入市场时，李荣融说：“因为我们…     

声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广东用一个姿势快跑了十多年，现在放缓了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广东经济遇到困难，很多人关心、议论。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     

声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广东用一个姿势快跑了十多年，现在放缓了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广东经济遇到困难，很多人关心、议论。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