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关系嵌入、知识整合能力与惯例更新——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激发创新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而组织惯例更新则是其中的重要先导因素。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探讨关系嵌入对惯例更新的影响，讨论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关系嵌入的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正向影响惯例更新；知识整合能力在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与惯例更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型企业文化在信任、信息共享与知识整合能力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管理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为：识别、溢价损失与作用机制

作为显示企业减碳行动的重要途径，碳信息披露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掌握碳排放信息，但在缺乏统一披露框架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企业有动力夸大碳减排信息以迎合“双碳”战略导向。本文关注到企业对外披露的减碳信息与实际减碳行动之间的差别，对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为开展研究。理论层面，构建企业碳信息披露决策模型，讨论“言过其实”的迎合行为对碳信息披露溢价的影响，从投资者信心和债务融资水平两个角度考察溢价损失的作用机制。实证层面，以2012—2020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迎合指数对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为加以识别，进而验证理论假说。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确存在迎合行为，此种“言过其实”的迎合行为会带来碳信息披露的溢价损失；降低投资者信心及债务融资水平，是碳信息披露“言过其实”造成溢价损失的作用机制；伴随地区人均碳排放、环境规制和投资者识别能力的不同，迎合行为的溢价损失效应有所差异；碳信息披露对同行业竞争对手存在负向溢出，能够降低竞争对手的股票回报率，迎合行为则对竞争溢出效应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不仅为甄别企业碳信息披露真实性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为资本市场强化上市公司迎合行为的...     

规制定价机制的激励强度权衡与模型设计--以我国电信产业的规制定价总体模型设计为例

自然垄断产业中，由于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价格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制约，而制度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是设计一个适合国情的规制定价机制必须考虑的前提因素。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制度特征如何影响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定价机制激励强度的权衡。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适合我国目前制度特征的电信产业规制定价总体模型——基于收益率规制并加入动态激励因素的规制定价模型．最后对未来的规制定价机制做出展望．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 技能结构演进与技能溢价

本文基于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供求的视角，运用 2005～2017 年 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能结构演进存在中介效应，负向调节环境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 且技能结构演进的中介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 当技能结构演进小于临界值时， 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正向关系； 当技能结构演进超过这个临界值时， 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反向关系。 研究结论为适度控制环境规制水平和技能溢价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保障性住房价格成本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政府对企业关于保障性住房价格的规制。纠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确定合理的保障性住房价格的前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政府与企业就成本信息披露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得出了混合策略下的纳什均衡。针对企业披露信息的真实程度,采用演化博弈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政府和企业的群体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监督企业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     

法律制度环境、 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与碳信息披露

本文以 2013 ～2016 年A 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 考察法律制度环境、 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与碳信息披露三者关系。 研究表明： 我国上市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整体偏低， 企业间碳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 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与碳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在遵循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前提下， 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有助于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     

能源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选择我国沪深两市22家能源公司2016—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能源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能源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规模和政策实施力度呈正相关;与管理费用呈负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发展能力和事务所监督程度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能源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能够更好起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作用;为企业推进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融资约束下企业现金持有与投资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 2013～2017 年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中国沪深Ａ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2013～2017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异质性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情况下，如何运用现金持有的多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的增加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对大规模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现金持有的增加令高成长性的企业提升了投资效率，对低成长性的企业影响则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金融行业，提高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政府应合理规制，完善现金激励，规避道德风险，加大企业信息披露，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兼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话题。本文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并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并对制造业企业、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效用更加明显；(2)环境信息披露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研发投入实现。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以帮助企业拓展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激发其可持续发展活力。     

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了探讨制度环境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制度多中心理论和产业基础观，从政府支持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视角出发，并引入行业特性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浙江、上海、天津、黑龙江、山西、甘肃地区的246家传统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经济制度对这一关系起正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和行业丰裕性在政府支持与数字化转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对行业丰裕性的中介作用起调节效应。因此，政府支持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组合通过行业特性对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和数字化转型研究，也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启示。     

软件供给反垄断规制研究

论文探讨了在软件产品经营中存在的市场控制、标准锁定和捆绑销售等方面的垄断。首先,从广义价格机制理论分析限制软件市场控制型垄断的一般政策选择,即政府对软件市场的规制,应把重点放在创造竞争的环境上,让市场竞争去解决政府规制中难以解决的规制信息不对称、信息有意隐瞒与定价规制激励的难题。其次,分析标准性垄断和捆绑性垄断的经济学性质,指出政府对标准垄断规制应防止企业利用合理的标准垄断去施行有意的市场控制,对捆绑垄断应采取严格惩处企业单纯利用捆绑垄断来获得市场力量等规制措施。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